负油价摧毁了我15年的职业生涯_负油价创造新历史

1.韩国和朝鲜的发展程度为什么相差这么大

2.对重卡行业销量的合理化建议

3.新兴市场下半年终有喘息机会 印尼印度后市看好

4.什么是市场经济？为什么欧美等国不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

韩国和朝鲜的发展程度为什么相差这么大

战后朝鲜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先盛后衰的发展历程。朝鲜在80年代之前其经济发展水平，不亚于中国和越南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也不低于韩国。1960年时，韩国GDP与人均GDP仅是朝鲜的40%和55%，1975年时韩国GDP与人均GDP分别是朝鲜的90%和84%。直到1980年韩国才刚刚赶上朝鲜。韩国GDP与人均GDP分别是603亿美元和1589美元，朝鲜这两个数字分别为413亿美元和1161美元。此后韩国则快速发展，把朝鲜远远抛在了后面。 90年代后朝鲜经济发展则每况愈下。自1990年开始直到1998年连续9年负增长。它们分别是-3.7、-5.2、-7.6、-4.3、-1.7、-4.5、-3.0、-6.8、-1.1。直到1999年才开始出现出正增长6.2。

90年代后，随着苏东剧变，朝鲜的贸易环境日益恶化，外汇储备越来越少，原料、燃料和原油的进口激减，从而导致冶金、煤炭、电力生产大幅度下降，整个工业生产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1990年至1998年，煤炭产量由3 315万吨减少到1 860万吨；发电量由227亿千瓦减少到170亿千瓦；钢铁产量由336万吨减少到94．5万吨；原油进口量由252万吨减少到50万吨。由于原料、燃料、电力的严重不足，大多数大中型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企业设备运转率仅达到20％。进入1999年后，朝鲜工业生产开始呈现好转的迹象。据朝鲜内阁外务相白南舜说，朝鲜经济已全面出现转机，全国数千个工厂企业实现了生产正常化，1999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总值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0％。有资料表明，朝鲜2000年年电力生产同比增长了140％，煤炭生产同比增长了113％，有2500多个工厂企业超额完成了上半年的生产计划。

60年代时，朝鲜粮食生产曾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1964年朝鲜产粮500万吨，那时仅1200万人口，既能让国民过得舒服，还有余粮可供出口，被国际舆论称为“经济奇迹”。70年代中后期，朝鲜年产粮食超过700万吨，80年代前半叶曾超过800万吨，1984年甚至达到1000万吨。但是，90年代以来直到2000年，朝鲜自产粮食每年平均在400万吨左右。2000年朝鲜的粮食总产量约为359万吨，比1999年（422万吨）减产约15％。其中1999年大米的产量为163万吨，2000年减至142万吨，玉米从192万吨减到144万吨，大豆从13万吨减到12万吨，只有红薯从31万吨增至39万吨，增产约25.8％。朝鲜目前的全国总人口为2400万左右。按平均每人每天460克粮食消费计算，朝鲜全年粮食需求量最低应为400万吨上下。朝鲜全年正常粮食需求量为746万吨左右，其中口粮480万吨，工业用粮120万吨，饲料用140万吨。可见朝鲜每年缺粮大约250-300万吨。自1991年以来每年进口80-160万吨粮食左右。

进入90年代后，随时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朝鲜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冲击。苏联一直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1990年朝苏贸易额为25．6亿美元，占朝鲜贸易总额的54.2％。苏联解体后，1991年朝俄贸易额急剧减少到4．7亿美元，比上年减少80％以上。此后贸易额逐年减少，1995午朝俄贸易额只有2.3亿美元，在朝鲜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则下降到11％，5年间朝俄贸易规模缩减了50％以上，因此造成朝鲜对外贸易严重滑坡，贸易条件日趋恶化，进出口贸易急剧下降。1991年贸易总额由1990年的47．8亿美元下降到27．2亿美元，1992年贸易总额下降到26．6亿美元，1993年贸易总额下降到26．4亿美元，1994年贸易总额下降到21．1亿美元，1995年贸易总额下降到20．5亿美元、1998年进一步下滑至14.42亿美元。1998年朝鲜对外贸易额为14．42亿美元，同比减少33．7％，其中进口额为8．8亿美元，同比减少30．6％；出口额为5.59亿美元，同比减少38．2％。这是90年代以来，朝鲜贸易额首次低于15亿美元。1999年为14.79亿美元。2000年略有回升（19.7亿美元），2001上半年骤增八成。其中对中国钢铁产品出口增长241％，从中国进口矿物性燃料和谷物分别增长112％和89％。

朝鲜从2000年以来已把强国战略的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然而，由于半岛目前的不战不和的态势，朝鲜又不可能把全部的精力用于经济建设。在今后一个时间内，沉重的军费负担仍将继续拖累朝鲜国民经济的发展，朝鲜只能继续采取“建设与军事并举”的方针。朝鲜自60年代起就一直保持对与军事工业直接相关的重工业的高投入，结果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而军工生产却发展迅速，消耗了巨大的国民财富，不仅直接排挤了农业和轻工业，也排挤了民用生产资料的生产。目前，朝鲜人口总数为2300多万，朝鲜拥有现役正规军105.5万，准军事部队18.9万，预备役470万。其兵力占世界第五位。据外电报道，近年来朝鲜每年的军费支出约占其GNP的20—25％左右，1994年其军费支出为56．6亿美元，占GNP的26．7％。这种巨额的军费不能不严重阻碍并延缓朝鲜现代化的正常进程。

东欧剧变和苏联崩溃，使朝鲜失去了原来与这些国家协作保有的战略物资来源和主要的商品出口市场。这些国家停止与朝鲜进行易货贸易后，朝鲜又没有足够的外汇继续进口石油、棉花、焦炭等战略物资；而这些国家对西方国家开放市场，又使许多朝鲜商品失去了竞争力。美国对朝鲜的经济封锁和制裁，进一步缩小了朝鲜的国际经济空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朝鲜进行了全面的经济封锁和制裁。东欧剧变后，在美国要求停止与朝鲜进行贸易，否则西方国家不提供贷款的压力下，东欧等国家都停止了与朝鲜的正常贸易，导致出现了朝鲜有竞争力的商品也无处输出的局面。1995～1997年连年发生的严重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给朝鲜的工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打击。能源、原材料的短缺和工业生产的瘫痪，使朝鲜不仅难以有效地抵御自然灾害，而且不得不砍伐森林作为工业和民用能源，从而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失和自然灾害频发的恶性循环。与美国进行的核对峙，使安全问题陡升为最紧迫的课题，致使朝鲜无法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地调整经济结构，结果更加恶化了经济困境，逐渐降低了国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

解决方法和越南一样：加快市场经济改革步伐，国家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例如---裁军放权，改变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的模式，逐步将经济管理权下放，采取按劳分配制度，提高国民劳动生产积极性，鼓励发展个体和私人经济，扩大市场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

韩国经济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动荡与恢复阶段（1945年～1961年）。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后，经历了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动荡。1948年成立的政府为恢复生产、抑制通货膨胀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其生产设施几近毁灭。1953年停战后，在美国及联合国的经济援助下，经过近三年的恢复，于1956年在很大程度上完成重建工作，控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尽管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是韩国经济停滞的时期，但是，1954年韩国政府实施的“有偿征用”和“有偿分配”的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即政府从土地所有者那里购买土地分配给实际耕作的农民，结果一种佃农耕作制度取代了传统的收益分成佃农耕作制度，使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得到提高。事实上，在这个时期政府实施的几个重要政策目标，成为60年代经济较快增长的基础。1953年至1962年，韩国经济年均增长3.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0.7%。

（二）高速增长阶段（1962年～1992年）。1961年5月，朴正熙军事政变上台后，开始以政府主导、出口导向和不均衡发展等战略，推进了韩国经济的有计划开发。1962年开始连续实施了6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

这一阶段又细分为三个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可谓外向型经济形成时期。“一五”期间作为振兴出口、引进外资、引进技术的步骤之一，1965年韩国和日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60年代，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都达到7.6%。1962年至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由23亿美元增至81亿美元，增加2.5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87美元增至252美元。“二五”计划结束时的1971年，出口额由1962年的5480万美元增至10.68亿美元。

70年代是韩国实施第三、第四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继续推进自立经济建设、解决发展不均衡时期，也是重化工业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针对韩国国内外经济条件的变化，提出“各地区均衡发展”、“划时代地扩大出口”、加紧“重化工业建设”等目标，改善了地区间、产业间的不平衡发展。为了继续扩大出口，1973年制定了重化工业发展计划，将造船、汽车、钢铁、石化及有色金属等作为重点发展产业，对重化工业进行大规模投资。在此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1.2%，创造了该时期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最高纪录。同时，产业结构向工业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1976年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的比重31%超过了第一产业的比重24.8%。“四五”计划期间（1977年～198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仅为5.8%。其原因是多方面的。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朴正熙总统遇刺，1980年光州事件及粮食的大幅度减产，重化工业投资失控，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尽管如此，应该说整个七十年代韩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政府对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重化学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面貌在“新村运动”的推动下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由于当局在宏观调控上的失误，出现了工业投资过猛，工业设备运转率过低等问题。1971年至1979年，国民生产总值由95亿美元增至614亿美元，增加5.5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288美元增至1662美元；出口由10.68亿美元猛增至150.6亿美元，年均增长39.7%。

进入80年代，韩国政府针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及国内经济波动的新形势，提出“稳定、效率、均衡”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了改革，在经济政策和结构调整中求发展。“五五”计划（1982年～1986年）和“六五”计划（1987年～1991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9.2%和9.3%。八十年代上半期，韩国出口增长率超过进口，贸易赤字逐渐减少，1986年终于出现盈余。1984年～1985年韩国同其出口市场的发达国家产生贸易摩擦，使得出口增长速度放慢。但是，1986年以后，进入低汇率、低油价、低国际利率的所谓“三低”时期，使出口连续几年大幅度增加（1986年增加14%，1987年36%，1988年28%），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达到11%，199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6757美元

（三）调整改革发展阶段（1993年7月至今）。1992年开始实施第七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可是，1992年12月当选的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文人民选总统金泳三，1993年2月上台后提出了“新经济五年计划（1993年～1998年）”。在此计划中提出行政改革、产业结构和金融体制改革。1992年与中国建交。由于韩国具有的较强的价格竞争力和对日本出口大幅度增加、设备投资增加等因素，1994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6%；1995年也保持了这种良好势头，增长甚至超过1994年，达8.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一万美元大关（10037美元）。1996年由于日元升值导致韩国出口下降和设备投资减少，经济增长率回落为7.1%，可是，在这一年韩国成为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这标志着韩国基本上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1997年10月开始韩货价值暴跌，被卷入亚洲金融危机漩涡之中。97年11月末，韩国可用外汇储备降至73亿美元，陷入无法支付外债之困境。韩国政府不得不于当年11月21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金融救助，并于12月1日与IMF签订了金融救济协议。55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救助计划实施后，不稳定的外汇状况随着1998年1月韩国政府同国外债券组织签订短期外债向中长期转换的协定后开始趋于稳定。以IMF的金融救济为契机，韩国摆脱了全国范围的危机。而受到金融危机洗礼的韩国经济，九十年代末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和改革。进入21世纪以来，调整改革中的韩国经济，于2000年显示出有力的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2001年有较大幅度的回落，增长3.8%。2002年新当选的卢武玄总统提出了四大方面的经济施政纲领。2002年经济年均增长7.0%。而2003年仅增长3.1%，国内生产总值为6012亿美元，人均为12646美元。

纵观韩国经济的发展，“根据霍利斯·钱纳里（H.B.Chenery）的研究，韩国经济的主要转换增长时期（transitional growth）为1963年～1983年。1963年随着第一次经济五年计划的制定实施，工业化正式启动。1970年韩国成为了新兴工业化国家（newly industrialization country）。1983年韩国经历了1979年的第二次能源危机，1980年负增长后经济得以恢复，并在经济稳定基础上促进自律化、开放化。”而经历了1997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发展历史上最为惨痛的挫折之后，韩国经济正在进行全面改革，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韩国不同历史时期促进经济发展战略及其评价

通过韩国经济发展轨迹可以发现促成其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从世界经济发展宏观角度来讲，韩国处于后发展国家可以利用更发达国家技术革新成果，“浓缩”工业化进程之优势地位；以及超越传统贸易理论所指出的一个出口国需先在本国国内市场上充分收集消费者偏好使其成熟后再向国外市场扩张的漫长过程；还有对像韩国这样资源匮乏国家，战后节约资源型技术得到的快速发展，使其经济发展中资源匮乏束缚得到大大缓解；亚当·斯密的贸易理论，即“在不使用武力的前提下，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贸易将使双方受益，而后者比前者受益更多”又一次得到部分验证。而从韩国本身来讲，政府实施的以下几种经济增长战略不能不为其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一）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所谓政府主导是指政府的“定向”和“导向”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起作用。对韩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简单概括为：政府规划、指导、管理和调控经济。其主要手段是：首先，运用经济开发战略，宏观调控经济发展方向。韩国政府60年代中期提出了“出口主导型”经济开发战略，经济活动重点由国内市场转向国外。7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重点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提出“重化工业化”经济开发战略，80年代以后，又提出“技术立国”等。其次，根据经济发展远景目标，制定五年经济开发计划，以自由与计划相结合为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政府主导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开发计划。第三，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各项经济政策、法规及措施并加以执行。第四，韩国政府首脑亲自干预经济。由于政府将干预经济活动视为其重点职能之一，所以，政府最高层直接干预经济、直接处理经济运行中的重要问题。

关于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在其经济发展初期是比较有效的。主要原因在于在韩国当时经济条件下，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是旨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由政府充当其经济活动的总指挥。政府主导经济的主要手段为宏观经济决策、计划指导、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干预，经济立法和行政手段等。然而，这种依靠政府主导，30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历程，自有其弊端。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制度演进存在路径依赖。由于政府主导的企业制度、金融支持政策的安排，造成了企业对政府的强力依赖。韩国大企业集团为了获得更多的政府优惠，竞相不计后果地扩张，沿着规模扩张的路径走下去。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大企业集团没有适时地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以及技术创新；企业的高负债、财务结构不合理，以及企业集团的制度缺陷，终使企业管理失控。到1997年金融危机时，大企业集团纷纷倒闭也就不难理解了。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的另一弊端在金融体制上表现显著。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金融系统是一个金融市场，根据市场信号运用市场运行规律，将金融资源配置到相关部门中去，推动社会生产的正常发展。可是在韩国，其经济发展的自身特点使然，金融业的职能仅是行使政府指令、政府干预经济的工具。政府决定利率、存贷、投资等，使金融机构丧失了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动因，大量的呆账成为其沉重的负担，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扭曲与滞后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也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将其所有弊端都展现给国人，使其始于90年代初但又未能痛下决心的改革调整不得不真正使上轨道。政府由此转向旨在减少干预、建立自由公正的市场秩序、创造稳定的市场环境上。政府这种由主导经济向重点规划经济的角色转变，使如三星电子这样的大企业集团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韩国现任总统卢武玄当政之初提出的四大经济施政纲领，并非言之无物。首先提出确立自由公正的社会秩序，具体包括建造易于创业的环境、构筑透明公正的竞争机制、构筑先进的金融基础系统和进行财政税收改革。在建设东北亚经济中心国家中，提出要用东北亚时代的视野，构筑以物流中心基地与国际化金融为两翼、围绕信息高新技术产业的商务中心。而建设科学技术为中心的社会和面向广阔未来的农渔村社会都有具体内容及实施方案。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开发战略基本完成其使命，成为其历史的一部分。

（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六十年代初韩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两种选择，其一，继续发展以进口替代产业为主的内向型经济，建立独立的、完整的民族经济体系，社会生产和人民所需要的产品尽量不进口或少进口；其二，面向世界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发展以出口产业为中心的外向型经济，通过广泛的国际经济技术交流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选择后者，使韩国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充分发挥了韩国当时剩余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有效地弥补了资源匮乏、国内市场狭小、资本积累不足等方面的劣势，为韩国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韩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相对来讲是成功的。而这种成功源于其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措施。概括起来韩国实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有以下特点，其一，以比较优势为其出发点。针对缺乏原材料、资金不足但劳动力丰富的现状，韩国决定了首先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工业。其二，适时地进行结构调整。保持出口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能够适时地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其三，实行优惠政策，支持发展出口。尽管这些优惠政策，如直接补贴，随着外部压力的增加而不断减少，但在出口企业的发展初期，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不平衡增长战略。韩国在增长方式的选择上，理论上受经济学家哈士曼（A.D.Hirschmann）的“不平衡发展论”的影响，认为在短时间内可以牺牲部分产业和工业部门而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点产业和重点工业，通过发展重点产业来积累资金，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在财力、物力和技术积累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同时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均衡发展，因此，选择“倾斜式”的重点投资，“不平衡中求平衡”发展，采取“先工后农”，“先出口后内需”，“先轻后重”，“先大后小”，“先主导产业、战略产业后一般产业”，“先增长后稳定”，“先速度效益后技术效益”，“先内涵后外延”，“先效率后公平”以及“先增长后发展”等一系列经济不平衡增长战略。

对于韩国所推行的这种不平衡增长战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1962年至1971年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韩国重点发展投资省、见效快的轻纺工业，增加出口创汇，以此增加对基础工业设备投资和扩大生产能力资金的积蓄，取得显著成效。而70年代初期起，由于重点转向重化工业过程的过急过猛，出现了对重化工业的重复、过剩投资，降低了经济效益。再则，效率与公平上的不平衡，出现经济增长之同时工潮迭起等并非完美之现象。但从本质上看，应该说不平衡增长实际上是一种交错的平衡增长。

（四）与国际经济变动协调的产业政策与国际化发展战略。韩国在立足于自身的经济基础、发展水平，特别是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各个时期国际上产业结构变动的有利机遇，以其协调的产业政策来调整其产业结构。80年代开始，韩国开始推行国际化，力图把其企业全面推向国际市场，按照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冷战结束后，随着愈来愈多的国家重视发展经济，韩国更加强调其经济的国际化、世界化发展，同样，这符合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化的发展潮流。

（五）高科技与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一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高新技术及其人力资源要素的支撑。韩国历来重视教育，注重人才的培养；同时加大对科技开发的投入。而此战略得到产业界的普遍赞同，认识到企业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职工的素质。韩国的大企业大都创办了职工业余学校、职工训练所、人力开发院等职工培训机构。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职工的业务素质，增强企业的竞争力。现任总统卢武玄提出的“构筑技术中心的社会”经济施政纲领，体现了韩国在经济日趋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中，以高尖端科学技术立国的志向。

对重卡行业销量的合理化建议

合理化建议得根据不同市场情况指定不同方针.只有把用户的心思摸透了了解了才可以。

2009年中国重卡市场进入了一个“理性、平稳减速”的回归期，发展势头减缓是可以肯定的，2009年全年与2008年相比，整体趋势下降15％20%左右，预计全年重卡产销量在4045万辆。

具体表现利好的一面有：

第一、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已初见成效，经济运行出现了积极变化，形势比预料的要好；出台十大措施， 4万亿元的投资，会大规模拉动内需，刺激重卡的消费。

第二、国家颁布的《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细则》中明确要求“要将重型货车占载货车的比例达到25%以上的份额”。从今年14月销售数据来看中、重货车合计销量仅占货车全部销量的18.94%，其中重型货车(含牵引车)仅占10.43%，离25%的市场目标还有很大的空间。

第三、我国自2009年1月1日起扩大增值税转型范围，允许固定资产抵税，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和推进技术进步及国际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对重卡的需求。

第四、地方政府出台支持建立符合环保要求的车队，在一定程度也会刺激对国Ⅲ、国Ⅳ重卡的需求。例如北京市环保局、交通委、交管局日前联合出台的限制黄标车五环路以内通行的规定。

第五、企业为了刺激消费采取的举措：汽车消费信贷是汽车金融最基本的业务之一。为满足贷款购车的市场需求，拉动内需，满足用户需求，拓宽销售渠道，与金融公司联手共同推出“车贷险”业务，以拉动对自己品牌汽车产品的需求。从2008年11月开始，中国重汽分别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汽车贷款保证保险”业务合作协议，由中国重汽财务公司向购买中国重汽产品的自然人和法人终端用户提供共计35亿元的汽车消费信贷，两家保险公司为中国重汽提供履约保证保险。中国重汽此举则为用户开辟了一条新的融资渠道，而且相比银行，企业的财务公司发放贷款的速度更快，转账也更为便利，大大缩短了用户办理贷款的时间。今后用户购车，可以直接通过经销商向财务公司申请，由保险公司负责审核用户资质和信贷偿还能力。审核通过后与用户签订履约保证保险，中国重汽财务公司就可以为符合条件的自然人用户发放金额不超过总车价60%、期限最长不超过两年的个人按揭贷款。保险事故发生后，由保险公司履行保险条款规定的赔偿责任。

第六、我国逐步有序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工作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其中吉林、河北、河南省、黑龙江、湖北、湖南、辽宁、福建、江西、山东、江苏、安徽12个省份已全部取消了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

第七、四川震区的重建、2010年上海的世博会和广州的亚运会也会进一步增加对重卡的需求。

不利的一面有：

第一、金融危机的持续深入与扩大会进一步减少市场对重卡的需求。由于受到经济环境影响，市场对煤炭、电力和钢铁的需求大幅减少，导致货运市场不景气，进而使得对车辆的刚性需求不足，山西等部分地区的货运车辆停运高达六成；港口、物流、矿山、房地产工程等市场的全面萎缩，正在对重卡行业形成整体打击。

第二、2009年1月1日实施的燃油税将给交通运输行业带来巨大冲击。遵循多用多缴(税)、少用少缴(税)的原则。卡车用户的行驶里程长，有的用户甚至是歇人不歇车，燃油成本是所有成本构成中最大的一部分，实施燃油税必然会使得目前重卡用户的成本大幅度上升。这就降低了把重卡当作生产资料用于快速赚钱户的购买欲望。

第三、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外市场对重卡的需求进一步减少，预计比2008年下降20％30%。

2009年对于重卡企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一年，注定也是不平凡的一年。虽然2009年14月与去年同期下降了33.87%，但是毕竟14月累计产销重卡16万余辆。现在国际金融危机还在蔓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在加深；中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内外部环境还十分严峻；因此2009年今后的市场形势对重卡生产企业来说依然不容乐观

1~4月，商用车中的货车累计增长11.99%，高于行业2.56个百分点；而重卡中的半挂牵引车、客车和货车非完整车辆降幅最为明显，半挂牵引车销售降69.21%。同比来看，9类细分车型共有5类车型出现下跌，4类车型出现上涨。上涨的4类车型中，重卡只占一种；而下降的5类车型中，重卡却占3种。因此对于重卡行业整体形势依然严峻，不容乐观。

中外市场冷热不均

从2009年14月国内主要重卡生产厂家销售情况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重卡生产厂家与2008年同期相比都大幅度下降。从2009年重卡企业的排名来看，市场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汽解放和东风商用车下降幅度较大；北方奔驰增长幅度较大，且排名前进了一位；斯太尔技术平台的企业又重新夺回了市场，而且还大幅度地扩大了战场，约占重卡市场份额57%，其中中国重汽市场份额14月连续4个月维持接近30%市场份额，其市场份额几乎等于第2、第3名之和，这就进一步奠定了中国重汽在重卡行业的霸主地位，因此最近吸引世界众多知名的汽车零部件企业都纷纷到济南投资办厂争相与中国重汽协作或配套；陕西重汽市场份额略有上升；上汽依维柯红岩也正逐步恢复元气并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纵观国外市场，北美、欧洲、南美、中东和北非几乎大部分地区都已进入重卡需求衰退的行列。德国戴姆勒集团近日宣布，2009年第一季度，公司净利润亏损高达12.9亿欧元，这是戴姆勒10年来的首次“亏损”。而在2008年同期，戴姆勒净利润为13.3亿欧元。其中，卡车部门销量下降表现尤为突出。据财报所指，戴姆勒卡车部门第一季度销售额为49亿欧元，下降22%，亏损1.42亿欧元。德国重卡制造商曼公司第一季度财报称，曼集团净利润相比2008年同期的3.22亿美元，缩减至2.41亿美元，降幅达到43.8%；其中，曼集团商用车业务订单量同比缩减了61%。瑞典商用车制造商斯堪尼亚，第一季度净利润比2008年同期大幅下降93%，至1.79亿瑞典克朗；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订单大幅下降，斯堪尼亚第一季度销售额为158.6亿瑞典克朗，同比下降28%；交货量为11304 辆，下降41%。瑞典另一著名卡车制造商沃尔沃2月份全球销量同比下滑51%。其中沃尔沃最大单一市场欧洲市场下滑63%，北美市场下滑6%，亚洲地区下滑47%；沃尔沃集团第一季度财报显示，第一季度销售额仅为561亿瑞典克朗，同比骤减27%，亏损45亿瑞典克朗；由于全球市场需求锐减，沃尔沃在欧洲、北美及亚洲市场上遭遇经济寒流，使这一季度成为沃尔沃公司有史以来亏损最为严重的季度。

中国重汽：2009年中国重汽给自己制定的目标是12.5万辆，其中整车出口确保2万辆，力争2.5万辆。2008年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中国重汽自主创新的EGR给重卡市场带来的冲击波，它迫使国外供应商及国内重卡生产厂家大幅度让利于消费者。2009年中国重汽借助EGR产品成本优势，继续稳固在重卡市场上霸主地位，在重卡市场上攻城掠地的同时，大幅度拉开了与竞争对手之间的距离。中国重汽在逐步完善重卡黄金产业链的同时先后收购、控股并布局建成了济南专用车、青岛专用车、泰安东岳专用车、广西柳州运力专用车、宁德福建专用汽车、湖北华威专用车、四川绵阳西南专用车等基地。

一汽解放：2009年，一汽解放给自己制定的目标10.7万辆，2008年一汽解放重卡销量达10.5万辆。可见一汽解放对于今年的市场并不十分看好。事实上从2009年14月的销售数据上也印证了这一点，一汽解放重卡下降十分明显，与2008年同期相比下降56.72%。2009年重卡的淡季马上就要来临，市场回暖还有待时日，今后的竞争将更加激烈，预计负增长已成定局，一汽解放完成全年目标有很大难度，急需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才能阻止继续下滑的趋势。

东风商用车：2008年东风商用车重卡销售9.2028万辆，东风天龙全年销量达4万辆，同比增长超过80%。东风商用车虽然没有完成预定的目标，但是在重卡行业处于第二的位置也是值得称道的。2009年东风商用车给自己定的目标是销售重卡11万辆。从2009年的销售数据来看，这一目标很难实现。2009年14月东风商用车销售重卡23693万辆，同比下降52.13%，虽属重卡第一阵营，若不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十分危险。

陕西重汽：2008年，陕西重汽销售重卡6.6万辆，其中出口1.3万辆。陕西重汽2009年为自己制订了7.5万辆的年度销量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陕西重汽积极推出了09款第二代国Ⅲ“智能节油王”重卡，即康明斯“全勤冠军+节省冠军”双冠王。

为了进一步扩大出口份额同时还积极推出了“SHACMAN”重卡品牌，为了增强“SHACMAN”品牌的国际影响力，陕汽在继续优化产品结构的基础上，针对气候区域的划分，根据不同用户的要求，强化了热区版、寒区版、高原版等特色产品的性能；并将进一步深化“服务型制造”的理念。

北汽福田：2009年北汽福田为自己制定的目标是重卡销售6万辆。2008年福田汽车总销量突破40万辆，在国内商用车市场销量保持连续5年排名第一。其中欧曼重卡产销5.7万辆，与年初制订的5.8万辆目标仅差1000辆。2009年14月北汽福田累计销售中重卡(含非完整车辆)为15294辆，运行还算平稳。虽然保住了重卡第五的位置，但是市场份额下降幅度较大，与2008年同期相比下降37.72%；因此完成2009年的目标也不容乐观。北汽福田早就意识到自己在关键零部件领域的缺失，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并为今后图谋重卡领域的霸主地位，北汽福田在加紧关键零部件投资的同时积极推进与世界重卡大鳄戴姆勒公司合作，并及时推出了新品欧曼智能2009版，它包括6系、9系与奇兵三个系列30多个型号，已覆盖载重自卸车、牵引车、货车与专用车等全系列车型。

北方奔驰：2009年北方奔驰为自己制定了3万辆的目标。2008年北方奔驰可谓一枝独秀，不仅提前完成了销售2.5万辆全年目标，销售2.5038万两，行业排名跃至第六位，增幅达67%，并成为唯一完成年度目标的重卡企业。从2009年运行得情况来看，北方奔驰也未能在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2009年14月北方奔驰累计销售重卡9320辆，与2008年同期相比下降了8.00%。

上汽依维柯红岩：2008年上汽依维柯红岩完成了2.0522万辆，这对于动荡不安仍处于整合调整期的企业实属不易。2009年上汽依维柯红岩给自己制定的目标是2.8万辆，这个目标不算太高也不算太低。为了完成2009年的既定目标，经过长期蛰伏的红岩又信心百倍地推出了红岩特霸、红岩杰狮等新品，希望借助IVECO技术及 TRAKKER品牌提升红岩在重卡领域的影响并夺回先前失去的市场。但是从2009年14月的销售数据来看，上汽依维柯红岩要完成2009年的目标还有一点难度，仍需加紧努力。

安徽华菱： 2008年华菱销售达到了1.2万辆，在重卡行业排行第八位。2009年安徽华菱给自己制定的目标是1.5万辆，2009年14月累计销售重卡5214辆，与2008年同期相比上升了6.30%，是重卡行业难得保持正增长的厂家，而且市场份额也有大幅度提升。现在华菱生产经营形势正逐月好转，2009年现已连续两个月销售重卡超过1500辆接近历史最好水平。

《商用车与发动机》一、国际金融危机蔓延扩大延期将导致重卡国内外市场需求下降

国际金融危机蔓延扩大延期化带来的中国经济减速，预计今年重型卡车市场需求放缓。国际经济环境恶化，使重型卡车进口国市场需求下降。随着经济增长放慢，货物运输需求的减少和出口量下降，必然导致出口货物运输的下降；其次是国内消费需求的萎缩，造成国内货物运输的下降。这两个不利用因素将进一步造成物流的萎缩，运力下降、运价下跌，从而加剧了货运市场上"供大于求"的状况，使得重型卡车市场陷入持续低迷的"严冬"，不少重卡制造企业去年的销量不如预期，个别厂家已暂时半停工和减低产量。

二、人民币或再升值或贬值对重卡的影响力分析

随着中央政府的经济调控，各商业银行都在一波又一轮地下调人民币存款利率，以剌激和拉动国内的消费市场。这可能给我们一个信号，人民币可能有贬值的空间，但再继续升值的可能性不大。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利与弊分析：1、中国GDP国际地位提高，增加国家税收收入；2、有利于中国进口但不利于中国出口，出口减少可能导致国内就业压力加大，加剧低收入群体的支出负担和市场投机行为，可能导致出现通货紧缩；2、原材料进口依赖型厂商成本下降，利于平衡我国的国际收支，改变双顺差的现状；3、国内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增强，但吸引海外投资优势减弱；4、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盈利增加，中国资产出卖更合算；5、外债还本付息压力减轻，单纯依靠价格优势的产业受冲击......

作为中国重卡出口的强项所在，人民币升值势必会对中国重卡企业的海外销售造成较大的影响，致使各各重卡企业借助国际市场来保持较高的产销率增加了一定的难度。人民币升值假如2009年人民币如再继续升值，这将使各重卡企业在海外的竞争力大为削弱。反之贬值的话，汽车出口量和出口利润可能会迎来绝地反弹。

三、油价波动变化对重卡影响力分析

燃油税开征使重卡相对的燃油经济优势不断显露出来将有效地控制节制车辆使用，并加速老旧车辆的更新和促进牵引车市场增长，但如果未来含税油价逐步提升，重卡用户使用负担成本大幅上升，运量减少，运价下降，营运收入下降，营运效益下降，老客户车辆会出现报停，致使运输行业的短期衰退，则很可能抑制重卡的消费，也将导致需求下降，潜在客户购买力会受影响。

四、"远水解不了近渴"的拉动内需举措

2008年底，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拉动内需的措施以维持经济的增长速度，这些措施主要是以固定资产投资形式来实施的，这对汽车行业来说，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地都具有有一定"积极作用"和"促进作用"的。

2009年，由"7万亿元"基础建设投资形成杠杆，将带来重卡更多市场需求，市场在国内需求方面也有望明显上升，初步测算自卸车和公路运输车辆将有较大幅度增长，乐观预计需求增长总量20万辆。

作为"7万亿元拉动内需"的基础建设投资措施之一的新建铁路施工项目，对重卡市场的需求作用将存在一定的后续性，今年上半年企望铁路建设拉动重卡产品需求的增长可能性不大。笔者的朋友、重型卡车市场分析专家袁学辉先生日前指出：下半年随着投资立项提出、审批、批准，资金到位以后，投资单位或部门还要进行项目前期准备工作需要一个过程，项目开工后衍生出来的各种需求，供应方还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产生效果特别是体现到拉动重卡需求还要有较长的时间周期。

五、二级公路收费站撤销与计重收费对重卡是相对利好

随着自2009年元旦成品油税费改革正式实施，作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政府还贷二级公路的收费站点的撤销工作也已经开始。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的工作，将按照逐步，有序的原则进行撤销。据交通部统计，目前二级公路占全国路网的42%。目前在广大农村的二级公路上，有绝大部分的重卡在跑。因此，撤销二级公路收费站对重卡来说是一重大的利好消息。但笔者担心各地政府还贷二级公路的收费站点的撤销工作将持续很久，并且变性变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中国的最大特色。、

与此同时，计重收费政策将在2009年全面化。目前，全国95%以上的高速公路、省级普通公路都将实施计重收费。2009年计重收费政策实施范围不断扩大，2010年则在全国全方位实施计重收费。"计重收费"是治理超载的一种重要手段，使法规从根源上堵死用户靠超载赚钱，而直接地剌激了重卡需要量放大。

六．公路货运总量增长使重卡需求扩大

自2000年以来，中国公路运输货运量和周转总量均大幅增长，全国货运总量每年以10%以上的增长速度不断增长，同时也带动重卡市场新增长需要达10%以上。随着车辆的平均运距不断增长，公路里程的不断增长，公路运输车辆的需求将在2009年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增长率有望达到10%左右。预计2009年全国重卡市场保有量约300多万辆，若按其绝对正比例关系的静态运力计算，预期2009年的重卡市场的增长率约为10%上下，总销量约60万辆左右。

2010年，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230万公里，全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6.5万公里，二级及以上公路里程达到45万公里，县乡公路达到180万公里。公路运输车包括普通载货车、公路牵引车、运输类的专用车辆等，公路运输车辆的直接需求动力来源于国内货运总量的指标。

重卡销量与公路运价和燃油价格显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运力大于运量时，公路运价就会下降，运输市场对卡车的需求也会相应地减少；当运力小于运量时，公路运价就会相应上涨，市场对卡车的需求就会增加。如果运力供应严重过剩，使得准备进入货运市场的新用户在进入时普遍采取观望的态度，推迟车辆的购买计划，延后车辆的购买时间，导致市场新增需求将近乎为零。如果运价不涨，燃油价格一路飙升，人工成本也不断增长，运输企业的利润空间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薄。用户收益的下降往往在整车市场上具有很强的传导和示范效应，通过这种传导和示范效应作用，使得整车市场上新增需求就会减少。

七、产能供大于求，竞争更加激烈。

自2005年底起至2008年的近四年期间，重卡市场"井喷"，需求大幅上升各主机重卡企业都大幅扩大产能，过高地预计了市场需求和对过快市场变化缺乏应变能力，目前各重卡生产企业产能的过剩，进而将导致2009年的重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八、重卡产品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发展态势分析

1．机、电、气、液、微电子一体化技术及GPS技术等在重型卡车上的应用，将大大增强重卡产品的附加值和科学技术的含量。电子技术的飞快发展与大量地运用，使重型卡车安全性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各主要总成的运行状况，处处都以电子元件感应表明，操作系统大都通过电脑自动和谐处理。

2．外观欧系化发展态势未来在重卡新车型的造型中，将不断吸收具有流行特征的时尚元素，又且创造性地设计出符合自身特点的新造型，彰显出自己的品牌特色。如近年推出的东风天龙、中国重汽HOWO-A7系列产品等。

3．人性化、安全性和节能环保化发展态势轿车化设计的驾驶室设计愈来愈人性化，为驾驶员提供了舒适工作环境。除停车、行车制动等基本安全措施外，通过配备功能齐全的监控系统，防侧翻系统，以及采取电控、液压、机械3套独立制动系统，大大提高了整车的安全可靠性。节能减排使重卡发动机从机械式发动机向电子式发动机转变，技术路线中电控高压共轨已经成为主流。

4．高速化、提高燃油经济性、重型化、大功率、多轴化、轻量化、单级桥、多档位、大速比、专用和集装箱化是09年重型卡车发展的趋势。

从近年来的统计数据看，前几年重卡用柴油机行业的产品结构主要有7--8升，发动机功率大多在205kW(280ps)以下，而到2008年发动机功率大多在280～，2009年更有向400ps大功率发展的趋势。变速器向档间级差小的多档位、大扭矩方向发展。多档位、大速比变化范围的变速器改善了汽车的动力性、燃油经济性和换档平顺性，提高了整车燃油经济性。轻量化运用新技术，新材料将汽车的某些部件替换，以减轻汽车自重，这对整车的燃油经济性、车辆控制稳定性、碰撞安全性和杜绝超限超载都大有裨益。此外，专用车分类更加细化。随着市场上对自卸车、水泥搅拌车、散装水泥车、罐车、泵车等专用车需求上升，专用车市场将成为各厂家必争之地。

新兴市场下半年终有喘息机会 印尼印度后市看好

不知不觉中，2018年已经过去了一半。这半年间，全球市场从开局一片靓丽到如今处处“深绿”，只有美股“一枝独秀”，走势十分刺激。当此紧要关头，我们做一番梳理，回望动荡源头，展望下半年趋势，或许能带来一些希望和启示。

仅仅半年时间，全球市场氛围就从“屡创新高”变为“何处是底”，是哪些因素打乱了市场的脚步?这些因素会否在下半年继续影响全球市场?

仅仅半年时间，全球市场氛围就从“屡创新高”变为“何处是底”。回想一月份，全球股市纷纷走出了靓丽行情，美国标普500指数上涨7.5%，为1987年以来最佳年度开局，上证综指上涨7.6%，香港恒指更是上涨了11%，德国DAX和法国CAC30指数则分别上涨了3.3%和4.4%。

而放眼当下的市场，几乎一片深绿，大家都想知道“何处是底”。美国股市今年上半年(截至6月30日)的回报为1.9%，欧洲为-2.5%，日本为-4.6%，中国A股为-17.7%，香港恒指为-3.2%，新兴市场为-7.7%。

“全球市场2017年的低波动性可以说是历史少见，过去十年间，波动性最低的交易日75%来自2017年，但大家都在等待盛宴什么时候出现转变。2018年市场的确发生了风格的转变，1月份仍在盛宴中，但在2、3月份开始调整，2018年上半年全球市场已经经历了三波调整。”花旗银行个人金融银行财富管理部投资策略部主管吴晶晶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利率上行、贸易摩擦升级上半年美元资产“一枝独秀”

那么是哪些因素打乱了市场的脚步?

今年第一波调整发生在一月底二月初，当时美股行情突然“变脸”，连续多个交易日下跌，更进一步蔓延至外围市场，背后的导火索是10年期美债收益率的快速攀升——该收益率一月份攀升了30个基点，并于二月份突破2.9%。收益率攀升反映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的调整，美国经济数据保持扎实态势，油价今年以来大幅上涨，推高了通胀预期，而市场发现此前对加息的预期不足。10年期美债收益率于4月24日突破3%，为2014年以来首次。

吴晶晶指出：“大家可以看到，油价是今年迄今唯一大涨的全球资产，布伦特原油价格上半年(截至6月30日)上涨了17.6%，再度引发市场对于全球通胀升温的担心，这是投资者担心的点和为什么整体市场有大波动的原因之一。”

除了油价，上半年另一个“赢家”是美元。自4月中以来，美元指数一路高歌猛进，由89.516的低谷节节攀升，并在5月21日突破了94关口，期间涨幅达5.4%。

进入6月后，美元指数多次上探95的关键水平。6月13日，如市场预期，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并预测2018年加息次数会增至4次，暗示加息步伐会加快。紧接着，欧洲央行同一周公布了最新的利率决议，因表态偏鸽派，欧元走软，从而进一步对美元形成支撑。

美元的快速走强，也开始对新兴市场展现出惊人的“杀伤力”，原因是新兴市场高度依赖外部融资，强美元将增加其融资成本和外债负担，土耳其、阿根廷等“三高”(高赤字、外资债市参与度高、短期到期债务高)遭遇强美元“暴击”，纷纷陷入货币汇率暴跌和资本外流的恶性循环。

随着美国和世界其他经济体之间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的分化不断扩大，不论是美国和非美发达市场之间，还是美国和新兴市场之间，利差水平都利好美元，形成了资金持续回流美元资产的循环。

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之下，全球资金流向近期发生了转变。国际金融协会(IIF)6月25日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股债近期吸引了资金的大幅流入。自4月以来，美国股票基金吸引了400亿美元的流入，债券基金吸引了80亿美元，目前全球股债基金配置中美元资产达到58%，为2016年以来最高。

与此同时，资金从非美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加速流出。据IIF统计，今年5月-6月期间，欧洲股票基金的赎回达170亿美元，债券基金遭遇了80亿美元的赎回。自4月以来，新兴市场债券基金遭遇了100亿美元的流出，为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最快的流出速度，同期新兴市场股票基金遭遇了90亿美元的赎回。

下半年美元或暂结快速走高势头减轻非美货币压力

那么这些因素下半年会否继续影响市场呢?

高盛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2018年下半年投资者可能“日子也不太好过”，预计市场将继续受到利率上行和贸易摩擦的困扰。

“利率水平上行和贸易摩擦升级引发了2018年的股市波动率上行，今年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已上涨44基点，我们预计年底将进一步上行至3.25%。”高盛美国首席股票策略师David Kostin在报告中指出。

不过，也有观点称，下半年美元可能无法维持上半年走强的态势，从而减轻非美货币所承受的压力。

“下半年的波动性肯定还是很大，所以尽量要用多元化配置来规避这方面的风险。未来12-18个月内，还不是‘现金为王’的时候，因为全球经济依然处于增长之中，总体还是超配环球股票，一些增长较快的地区，包括新兴市场和亚洲股票，还是我们的配置重点，接着就要以固定收益资产去做一些对冲。另外我们认为，美元可能会在下半年开始疲软，这将给一些新兴市场资产创造机会。”吴晶晶说。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霆此前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预计美元的强势年末会有所缓和，一来美国中期选举到时已结束，二来随着欧央行政策收紧的临近，市场对欧元的看法年底可能出现改变。

在吴晶晶看来，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过后或者到相对后期，全球贸易摩擦存在和缓的可能性。另外，油价的涨势也预计有限，那么通胀上行仍处于可控范围内。

“下半年美元可能无法维持快速走高的趋势，只要欧洲政治风险有所缓和，美元可能会稍微疲弱。” 美盛环球资产管理西方资产管理投资组合分析师傅云杰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新兴市场因此可能会迎来转折，中期比较看好亚洲的印尼和印度的债券。“目前10年期印度国债的收益率有7%-8%，那么还有5%左右的利差。”他说，吸引力不单单是这一点，我们认为其货币未来有反弹空间，那么未来的总体回报还是较有吸引力的。

什么是市场经济？为什么欧美等国不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

什么叫市场经济呢？大概一百个经济学家可以提出一百零一种以上的说法。有人说市场经济是承认并维护个别利益的经济；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制的经济；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价值经济。还有说是自发性的经济、竞争的经济、优胜劣汰的经济、信用经济、法制经济等等。

应当说，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包括“私有制”的说法。但是这些说法都像是“盲人摸象”，都只触及一个局部，都没有总体的概括力。

什么是市场经济？其实很简单。市场经济就是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的经济。

市场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其根本基础首先在于分工的普遍化。我们说，没有工业化就不会有市场经济。为什么呢？因为工业化、大机器生产才能造就社会普遍分工的物质基础。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不需要交换。最多是一家之内的两口子交换产品。农业文明时代，农村妇女天天晚上摸黑纳鞋底也供不上一家人穿鞋。用机器生产，一个工人一天能缝100双鞋。现在工艺又改进了，不用缝制了，用胶粘。一个工人一天能粘1000双鞋。生产这么多鞋，当然不是他自己穿，或者给他家人穿，或者给他老板穿。干什么用呢？用于出售。就是交换。

分工还不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基础。可分工引起的交换并非只有出售一种方式。计划经济下也有分工，但大量的产品是“计划调拨”的。不是真正的出售。因为“一大二公”体制下的传统理论认为，大家都是一家人，用不着算计那么清楚。“肉烂在锅里”。谁多谁少不都是“国家”的吗？或者说是“劳动者共同所有”的吗？我们在改革的初期就开始力图打破“大锅饭”。但那个时候所说的“大锅饭”主要指企业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其实原有体制下最大的“大锅饭”并不在平均主义的分配上，而在于否定等价交换的市场交易原则上。

市场经济下的交换就是“亲兄弟明算账”的交换。交易双方必须计较多少，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人们都有在菜市场买菜，和卖菜的小贩讨价还价的经验。萝卜白菜的价格贵一毛钱，小贩的利益就多一毛钱。价格便宜一毛钱，买方的消费者利益就多一毛钱。谁的钱也不是白来的。

请注意，交换中这个“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行为非常重要。可以说，这是市场经济一切规律的根本出发点。在所有经济学中，其实都存在一个无需证明的、共同的假定前提。这个假定前提就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

我们的改革实践已经明确无误地证明，公共利益、共同利益一定是建立在个别利益的基础上的。否定了个别利益，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公共利益。在我国农村改革前的人民公社中实行“工分制”。理论上说，谁干活都会导致大家共同的分值提高。这种“工分制”把大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了吧？但实践证明，这种否定个别利益的制度设计导致了农民“出工不出力 ”的反抗。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反复的“大公无私”教育也无助于事。结果是大家共同受穷，谁的利益也没有得到保障。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首先进行的改革就是“分田到户”， 承认农民的个别利益。结果是什么呢？是1984年建国35周年庆典时，邓小平在天安门阅兵那个时候，全国农民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们不想扯进“人是不是自私的”这种没有多大意义的争论中去。我认为，这个争论就像“无所不能的上帝能否提出一个连他自己也回答不了的问题”那样的一个悖论命题。悖论本身是门学问。研究悖论也是有意义的。下面我们就会讲到，市场经济的一切活动都充满悖论。比如，“分散的所有权能够更高效率地集中资源”。但这个“自私”与否的争论是把人的本质这种哲学命题拿来解释现实、生动的社会经济生活。迄今动辄质问别人这种问题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对理想社会向往的单纯。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论证方式上有个“归缪法”。例如我们可以问，人都是要死的，人就不应当避死求生了吗？

实际上，党的“十六大”报告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十六大”报告说，不能以人有财产还是没有财产、财产多和少来区分人们在政治上的先进与落后。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在理论上诠释为，不能以人们是否有趋利避害的利己动机来区分人们在政治上的先进与落后。“十六大”报告说，关键要看人们的财产是怎么来的。在我们的问题中，关键是趋利避害要有规则。

大家知道，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经济学重点研究的就是有限的资源，或者说，稀缺的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由于资源有限、机会有限，当人们都想趋利避害的时候，由此就产生了竞争的问题。

供给不足，大家都想买到，那就产生了需求方的竞争。供给充分而需求不足，卖方就希望买方优先买自己的产品。由此就有了供给方的竞争。供求双方讨价还价表现为供求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是无所不在的。其表现形式也是变化万千。不仅同类行业之间、满足同种需求之间的产品会有竞争，例如出版社和电视台之间有竞争；生产完全不同产品之间的企业也会有竞争。因为有可能两个企业、两种行业会使用同一种资源。例如石油既可以作燃料，又可以生产化工产品。而石油是有限的。技术替代、功能替代、效用替代都会导致竞争。

在过去一些年的改革过程中，大家对竞争的存在已经比较熟悉了。但对竞争的评价恐怕仍有不同看法。因为竞争必然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公平的问题。还有人更把市场经济下的竞争道德化，说，承认人会“趋利避害”就已经颇有“抑善扬恶”的味道了，还要提倡竞争，这不是在倡导“弱肉强食”的罪恶理论吗？

大家可能还记得，2001年的春运前夕，国家计委就“旅客列车提价”问题举行听证会。

这个听证会实际上就是用价格竞争来解决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和公平问题。在春运这个例子中，我们还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呢？也有。例如，我们也可以不提价，沿用让大家提前排队的办法，谁买到算谁的。但这个办法中，旅客彻夜排队的代价、“走后门”的代价、让“票贩子”倒票赚走的代价加到一起，可以肯定地说，需求方多支付的代价要远远大于火车票涨价的代价。更重要的是，作为需求方，涨价时旅客们多支付的代价将直接有助于铁路今后增加供给，而在“排队”方案中旅客们多支付的代价则完全无助于铁路供给增加。再例如，我们还可以用计划经济下的配给方式。每个公民发500公里的铁路购票证，大家自己去相互调剂余缺。这个方案听起来够公平吧？但是社会能够承受，或者说有必要承受这么大的一个资源配置成本吗？而且可以断言，即或这个方案真的行得通，那“购票证”的将立刻兴盛起来。真正需要购票的旅客真的能够少付代价吗？

那我们在竞争中就不需要关照弱势群体了吗？就不需要体现公平吗？需要。这个公平同样可以，而且应当通过价格杠杆实现。那就是加大软卧票的涨价幅度，降低硬座票的涨价幅度。后来实际实行的涨价方案证明是正确的。

我们说对软卧票多涨价，是不是就是一种非市场化的不公平呢？不是。这个建议是有充分的经济学道理的。

经济学上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一个叫“影子价格”，一个叫“机会成本”。

先说“影子价格”。铁道部关于春运涨价的理由之一就是存在着“影子价格”。在火车票这个例子中，大致说，票贩子卖出来的价格就是春运票价的影子价格。票贩子们都知道，倒腾硬座票是挣不了多少钱的，加价幅度很有限，能挣钱的是卧铺票。这因为稀缺。这个稀缺不仅表现为卧铺票少，而且表现在买卧铺票的人购买力强上。影子价格是最能表现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既然你铁道部提出了“影子价格”的理由，那就应当遵从“影子价格”所表现出来的价格差。软卧的“影子价格”最高，所以软卧就应当多涨。

再说“机会成本”。你来听讲座就得少做生意。少做生意的损失就是你听讲座的机会成本。要让人家说听这门课“值”，就得让大家觉得听这个课的收益大于你的机会成本才行。

那在春运这个例子中，铁路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呢？我们假定正常情况下一节硬座车和一节软座车的票价销售收入都是一万元。现在由于春运超员，硬座挤进了更多的人。比如说50％吧。票价不涨，一节硬座车厢已经可以有一万五千元的票价收入了。可是软座一般不能超员，收入还是一万。你说铁路该不该考虑少挂一节软卧多挂一节硬座，或者对软卧提价50％ 呢？因为这时软卧车厢的机会成本已经提高了50％。提价50％才能让软卧的机会成本和硬座的机会成本持平。这很公平。

硬座是在超员情况下增收50％的。就是说每个旅客享受的空间大大缩小了。而软卧即或提价50％，因为并没有超员，旅客享受的空间并没有缩小。那么坐软卧的旅客该不该为供求失衡条件下占有优质资源再多付一些代价呢？应该。在这个例子中，在硬座不提价的情况下，软卧只涨50％还不行，应当涨80％，甚至100％才合理，才公平。如果硬座提价，那软卧应当涨得更多。

这就是市场经济。这就是竞争。竞争有什么好处？竞争的好处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优化配置资源。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优胜劣汰。优胜劣汰不仅是把资源配置给更有效率的支配者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不断促进社会、市场、技术不断向前发展。三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在很多场合，用不着开很多会，无休止地讨论个没完，谁出价高就卖给谁。决策变得非常简单。

市场经济下制度与秩序的本质是社会共同约定。

我们知道，有了竞争，就必然引起另一件事，那就是秩序。近年来媒体上经常讨论的一个重点话题就是整顿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对市场经济秩序的讨论从一个角度反映出，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了，竞争普遍化了，人们才需要考虑和关注秩序。

要有秩序就得讲求规则。没有规则就乱套了。那就不是竞争，而是战争了。战争也没离开规则。战争的目的用经济学眼光看有两种，一是通过践踏规则掠夺资源，二是通过强制手段重建规则。

规则、秩序都是一种制度安排。我们说到过，制度安排就是一种社会共同约定。那什么是市场经济秩序呢?由此而来，市场经济秩序就是为保证社会经济系统顺畅运行的社会共同约定。

市场经济下的各种秩序，或者说各种社会约定是人们在万千次交易、竞争中总结出来的。人们在市场交易的实践中逐步懂得，建立秩序是有利于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利益的。约束所有的人，也保护所有的人。最初的秩序、规则可能是自发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自发的秩序、规则早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有了经过特定程序，由专门的社会管理部门制定、颁布的规则和规则约束下的秩序。社会共同约定是市场经济秩序。把这种约定上升为法律、法规、交易规则、技术质量标准以及道德准则等就是规则、制度。

人们对竞争经常有善恶褒贬的说法，但对秩序、规则本身则一般没有。不会有人说我们不需要秩序，不需要规则。但是对规则的认定则有很大的不同。

依据管理学的基本理论，规范化的社会共同约定，或者说社会共同行为规范，应当包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和“违背规范的后果如何”三个基本方面。常识可以理解，完善、顺畅的交通秩序一定包括“行人车辆靠右走”、“非机动车不可以在机动车道行使”和“违规要受到惩罚”三个组成部分。维护交通秩序的“硬件”设施、交通秩序的具体组织与维护者等都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和“违背规范的后果如何”这三方面基本约定的延伸。如果秩序出现混乱，一定是这三个方面中的某一个环节出现了漏洞。市场经济秩序及维护这个秩序的规则也同样如此。

现在人们在讨论秩序、规则时喜欢说“公正”、“公开”、“公平”的“三公”原则。这三项的确是建立良好秩序的根本基础。但怎么样才算公正、公平?大家的判断标准并不一致。

在我国现实的市场环境中，我们经常碰到一些地方、行业、企业用种种形式搞垄断价，地区封锁的事。垄断价肯定是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但搞垄断价的人也有很充足的理由。什么理由呢?为了保证国家税收，为了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为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话听起来理直气壮。你消费者不过是个私人，为了国家、公家、国有资产的利益吃点亏还不是应当的么?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道理。

市场经济有个最基本的规律，叫等价交换。只能在供求双方平等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任何道德、法律或行政权力方面的不平等都会使等价交换的原则扭曲，都会导致市场经济关系紊乱。用理论化的语言说就是，市场交易规则中不能有任何的超经济强制。

我们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基本关系是两个完全平等的经济主体之间关系。他们之间不应当存在一方利益优先于另一方的特权。认为企业、供有者、政府一方是公，是公有利益；消费者是私，是私人利益，认为不能让公有利益吃亏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把不同的经济关系，把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关系偷梁换柱地换到了供给与需求、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上。在厂商与消费者的交易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公与私的关系，消费者不论面对国有、集体、个体或外资企业，都是等价交换的过程，要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消费者没有义务为任何企业的所有者利益承担责任，没有义务为政府的税费增收承担责任。

把生产与消费区别为姓“公”和姓“私”的观念其实是在所有制关系上姓“公”姓“私”的争论在消费领域中的延续。为什么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会出现混乱?这种错误观念的存在，以及在这种错误观念下形成的市场规则不合理是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命题，我国的消费理论、消费政策也要拨乱反正，而且要从深层次拨乱反正。

有必要强调指出，消费者利用自己的合法收入，在合法的消费过程中支出货币以换取消费资料，这是市场经济下正常合理的经济行为。消费者在这个经济行为中丝毫也没有占公共利益的便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公有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毫不搭界。不仅如此，在当前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所要推进的恰恰是消费的“私人化”进程。例如公车改革、住房货币化改革、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等。可以而且应当理直气壮地说，这个“私人化”代表着对客观规律的顺应，符合历史进步的方向。

别以为维护消费者利益是个小事。消费者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概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有“消费者”这个概念吗?没有。那时只有劳动者、创造者、贡献者的概念。人们认为消费是恶，生产、贡献是善，尽可能少地从社会索取，尽可能多地给社会贡献，才是必要的、崇高的。市场经济不是这样的，有生产就有消费，消费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社会发展到今天，消费已经不再是生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附属的环节，而是关键的、第一位的环节。创造出需求，才有生产发展的余地；创造不出需求，生产就会停滞、萎缩．经济就无法增长。改革发展到这一步，维护消费者权益已成为当前改革进程中社会经济关系调整最核心、最直接、最前沿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想，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中最大的“瓶颈”是什么?是有效需求不足，是供大于求的失衡。过去几年来，我们花了那么大的政策代价去启动内需。在过去几年中，我国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始终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目前这个余额已经达到10万亿元。这说明，人们消费的物质基础是存在的，老百姓有这个消费能力。人们为什么不消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市场秩序不利于消费者，市场规则没有切实保护好消费者。当老百姓实现自己的消费行为时，他的利益总是受到侵害，你说他会愿意打开钱袋子吗?我们的消费者是理性的，是聪明的。他们不会因为市场规则的偏移而放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去选择那些质次、价高的产品。我们可以这样说，善待和尊重消费者，维护消费者利益就是扩大内需，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具体体现形式之一，就是应对加入WTO挑战的最重要举措。

市场秩序、市场规则不是哪个国家想怎么定就怎么定的。随着分工和交换范围的扩大，这种社会约定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质上就是在加入一个世界公认的规则、秩序。WTO的核心问题是在“公平交易、自由竞争”基础上的一系列协定，即大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政府不能或只能尽可能少的设置障碍。我们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否则无法加入国际竞争中去，无法与外部世界形成稳定的分工关系。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产业、企业和外来竞争者之间将处于面对面的竞争格局，面对质量、价格、服务以及可持续发展以及维护消费者权益等诸多因素的较量。加入WTO后，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在企业的规模、技术、资本实力、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完善交易规则的挑战。举个例子说，我们维护消费者权益就得按照国际标准，而不是按传统思维下的“中国国情”来说话。我们的出口产品质量必须符合国际通行的，或者进口国规定的标准，不然就会受到抵制。

目前我国的水果生产在规模上已经是世界第一，在品种、成本上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遇到一个新问题，就是“农残”问题。农药残留在水果表皮及其深处，洗都洗不掉。制成果汁都去不掉。这个“农残”标准不是我们定的，是有国际标准的。这种标准既是一种市场规则，也是当前一种新的贸易保护、国际竞争工具，叫做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包括技术壁垒、环保壁垒、消费者保护壁垒等。

不仅在国际市场如此。在国内市场上也得遵守国际共同的“游戏”规则。例如，如果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标准低于国际标准，那么消费者就会买外国企业的东西。中国企业就不可能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中取胜。很多人担心中国的企业能否承受得了国际标准。为什么承受不了呢?为什么只能由中国的消费者承受较低的权益保护标准，不能由企业承受较高的国际竞争标准呢?一方面，不是你想不想承受。这个共同的“游戏”规则是回避不了的。另一方面，没有什么比危机更能促进进化、进步和群体素质提高的了。事情逼到那一步，我相信中国的企业只会做得更好，不会做得更坏。

要想建立规范的秩序，就得解决“不遵守秩序怎么办”的问题。这就要有法。法律就是专管“不能干什么”的。为什么人们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因为离开法制，市场经济的秩序、规则寸步难行。

前期我国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状况已经发展到了失控的程度。我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有个分析。认为其根本原因，在“无法可依”与“有法不依”两方面中，有法不依是导致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体制内”因素和“体制外”因素两方面中，政府、执法机构腐败及“猫鼠串通”等体制内因素的失控是主要原因；在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两方面中，依托行政权力的垄断行为、地方保护主义等非市场机制是主要原因。

有人把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原因归结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真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其说明的只是表层原因。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尽管仍不健全，但禁止和惩处故意危害人民健康与社会安全行为的法律还是明确具备的。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毒大米”、“‘豆腐渣’工程”出现的原因并非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关键是为什么有法不依。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秩序出现普遍性混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唯利是图或法制、道德操守低下。在任何制度背景下，唯利是图、损人利己、铤而走险或缺乏遵守共同行为准则意识的人总是存在的。所有的经济学说都有一个共同假定，即人总是趋利避害的。不论社会具有怎样的公开约定，如果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当人们发现，破坏制度总是可以比遵守制度获得更大的收益，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秩序一定会趋于紊乱。因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遵守制度转向破坏制度。譬如制售假货可以骗钱且不受惩戒，或违规成本远低于违规收益时。这一点从常识中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普遍性的“有法不依”?因为维护制度的人或机构本身也在从破坏制度中捞取“好处”。可以断言，凡是违规、违法现象长期、普遍存在的地方，一定有执法者与违法者的串通，一定有执法者从违法行为的存在中获取利益。

这期“话说什么是市场经济”要讲第三个问题：开拓信用资源的制度基础是财富归属的多元化。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碰到一个问题。“一手钱一手货”的交易方式不能满足需要。有时候需要先交钱后付货，有时候需要先付货后收钱。交换这个过程在时间被分割开了。还不仅如此，人们还看到，有时候做生意时自己的资金不够，可以和亲戚朋友借。在进一步发展中，人们发现，这种“借”还可以由一个专门的社会中介机构来承担，当成个生意来做。于是就有了银行。由此，就发展起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信用经济。以后，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更多的信用工具、信用方式被创造了出来。比如说人们已经有一定了解的债市。企业发债，投资者买企业债。在这个借贷关系中，双方谁也不认识谁。那债权人为什么能够把自己的钱让债务人拿去用呢?因为有信用参与其中。

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信用原来也是一种资源。利用信用资源，可以放大实际的资源规模，可以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动员更多的闲置资源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

在我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动用信用资源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是伴随着信用资源的利用、优化配置和扩张而发展起来的。上海的宝钢最开始就是借钱盖的。债权融资在我国不是一件新事物。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借钱就是动用信用资源。但是当时动用的主要是政府和财政的信用资源。此后，我们不仅懂得了动用信用资源，而且这个信用资源的涉及领域和范围还越来越扩大。

在90年代后期，我们有以增发国债为基本内容之一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等。这个历史过程表明，信用资源已经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占有着重要地位。

现在大家对国债这个信用形式的投资品种已经很熟悉了。最开始发行国库券时，各单位是摊派的，不买都不成，从你工资里扣。现在买国库券要排队。由于国库券具有风险低、收益高、流动性好等特点，现在这种信用品种已经为社会所普遍认同。

目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政府的信用资源动用得比较充分了。不是没有余地。还有余地。在2002年和2003年的“两会”上，有一些人大代表对持续增发国债的“积极财政政策”提出质疑。一些经济学家，包括一些媒体，也对这个问题有各种看法。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总体上说，我们现在的国债规模占GDP总额的比重明显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继续动用财政资源还有余地。但这个信用资源即便有余地，也要慎用。因为财政的信用资源也是有限的，这个信用资源应该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更多地配置到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而不是简单地配置在经营性资产的扩张上。公共产品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等，也包括推动城市化进程、完善基础设施，以及调整社会公平程度等。这些方面都具有公共产品性质。

一方面，政府的信用资源动用得比较充分了；另一方面，企业的信用资源动用得比较过度了。正因为企业的信用资源动用得过度了，才有了人们所说的“三角债”，企业债务负担过重等诸多的社会现象；才有了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但与政府信用、企业信用相对照，我国十三亿人口的个人信用资源则几乎处在空白状态下。而个人信用资源恰好是我们国家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

有人说中国现在信用缺失。这个看法不对。信用是我们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人的语言中，“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样注重信用的话俯拾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从贩夫走卒到文人仕子都格外强调信用的重要。中国人怎么会没有信用呢?中国怎么会是个信用缺失的社会呢?关键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社会经济秩序存在着混乱，我们上面提到了。再一个是我们对市场经济下开拓信用资源的方式尚远不熟悉。例如，在很多人的认识中，资本市场就是股票市场。其实这个认识很片面。资本市场包括两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是股市，另一个是债市。一年期以上的债市也是资本市场。在所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债市的规模都远远大于股市。在过去七年中，发达国家债市的融资规模是股市的七倍。而在我们国家，债市小得可怜，和股市的规模相比明显失衡。

我国的个人信用资源没有被合理地动员出来，和我们的社会服务、社会投资、社会金融体系不完善是密切联系在一块儿。

现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加上股份制银行发的各种各样的卡，数一数，没有—百种，大概五十种也有了。每一个银行自己发的卡就有很多种。如果在城市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你口袋里和抽屉里的卡，用的和不用的大概有十几种。但是这些卡在开拓个人信用资源的同时，实际上是在分割着个人信用资源。

假定你拥有某银行的信用卡。信用卡通常都有一个可以透支的额度，当你—不小心花了7000元超过你的5000元的透支额度了，并且忘了按期归还，这可能给你惹下很大麻烦。实际上，你的信用资源是不是连这7000元都不能支撑呢？远不是。可能在同一个银行，你的活期账户上还有5000元，一年期定期存单还有三万元，甚至存款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