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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18 09:47:30

1.鸮尊的鸮尊概况

2.中国古代为什么要采用铜来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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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的兵器制造　中国的青铜兵器大约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在甘肃省东乡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距今约5000年的青铜小刀，是冶炼工艺尚处于将铜、锡、铅矿石混合炼铸青铜的初级阶段的制品。这种工艺不易掌握青铜的成分配比。从商到西周，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发展到鼎盛时期，现已发现的青铜冶铸作坊遗址有河南省的郑州、安阳、洛阳,湖北省的盘龙城,江西省的清江、吴城等处，分布地域较广。历年出土的商朝青铜兵器数以万计，主要有斧、钺、戈、矛、刀、镞、胄等。如在河南省安阳市侯家庄的1004号商代墓中，出土铜戈72件，铜矛731件，铜胄141件。这时的冶炼工艺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它是先将矿石分别炼出铜、锡、铅或铅锡合金后，再按一定比例混合熔炼，易于掌握青铜的成分配比，铸造出的兵器形制复杂，纹饰精美，质地优良。湖北省江陵县出土的越王勾践青铜剑（见彩图[春秋时期越王勾践青铜剑（湖北江陵望山出土）]）和山西省原平县出土的吴王光青铜剑，都进行过表面处理，虽在地下埋藏了近2500年，至今依然花纹清晰，光洁如新。湖南省长沙市、广西省恭城县等地出土的春秋青铜剑，还采用了高锡青铜与低锡青铜的复合材料，刃部含锡量高，坚硬；脊部含锡量低，柔韧，使得青铜剑刚柔相济。到战国初期，青铜冶铸的规模和分布地区继续扩大。湖北省随县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群总重量达10吨，其中有三戈戟、戈殳、镞、矛等多种精美的铜兵器，数量达4500余件。反映了春秋战国时青铜铸造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

在铜兵器发展的同时，战车、战船、弓箭、皮甲、橹盾、云梯等采用了许多先进技术，也都得到了发展。成书于春秋末期的《考工记》，集中反映了当时手工业技术的水平，比较完整地记述了制造兵器的工艺和规范，如对材料选择、加工工艺、检验手段等都有科学的叙述。尤其是书中关于青铜合金成分配比的“六齐”规律，反映了人们已认识到铸造兵器时，含锡量过低，兵器韧而不坚，杀伤力不大；含锡量过高，兵器硬而发脆，容易折断。从而可自觉地掌握铜、锡、铅的配比，制造出优良的兵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合金性能与合金成分配比关系的科学总结。

铁器时代的兵器制造　中国的人工冶铁技术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已发明。战国之后，冶铁技术不断进步，促进了铁兵器的发展。这些新技术集中表现为两方面：①提高铁兵器的硬度和韧性。湖南省长沙市出土的一把春秋末期钢剑，已采用把块炼铁长时间渗碳、反复锻打成块炼渗碳钢的技术，比铁剑锐利而坚韧。河北省易县燕下都出土的战国晚期的剑和戟，具有坚硬的高碳钢刃部和坚韧的剑身，经鉴定是先用低碳钢锻打，再经表面渗碳和淬火处理而成的。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出土的汉武帝时的铁甲，甲片是用块炼铁经过渗碳、反复锻打、退火、表面渗碳等工序制成，提高了甲片的硬度。北京市丰台区大葆台西汉燕王墓出土的环首刀，采用了铸铁固体脱碳成钢法，夹杂物质很少。汉朝流行一种“百炼钢”技术，制出含碳量高、杂质少、组织均匀、耐腐蚀性好的优质钢。山东省苍山县出土的汉朝“卅”钢环首刀，江苏省徐州出土的汉朝“五十”钢剑，日本奈良出土的东汉灵帝“百”钢刀，都使用了“百炼钢”技术。三国时期，钢铁热处理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太平御览·兵部》引《蒲元传》记载，蜀国蒲元造刀必用爽烈的蜀江之水，而不能用性软的汉水，反映了中国人民很早就掌握了质量不同的水会影响淬火效果的科学道理《北齐书·方伎传》记载，綦母怀文造宿铁刀“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使用了多种淬火冷却介质，所造钢刀锋利异常，斩甲过三十札。②提高铁兵器的生产能力。初期的块炼钢费工费时，产量很少，故在秦朝以前，仍然是铜铁兵器并用。汉朝以后，先后采用了生铁冶铸、铸铁脱碳钢、灌钢、炒钢等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好的先进工艺，使铁兵器逐步增多。如在河北省满城县西汉刘胜墓中出土了用钢制造的消耗量很大的箭镞。东汉以后，青铜兵器终由钢铁兵器取代。

在铁兵器发展的同时，其他种类的兵器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出土于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青铜剑和箭镞，有的表面有铬盐氧化层，起了良好的防蚀作用。满城汉墓出土用灰口铁铸成的战车上的铁轴瓦，具有较高的耐磨性和较小的摩擦阻力，改善了战车的性能。汉朝造船技术已趋成熟，所造楼船高大雄伟，舱室多达4层，是当时水军的主要战舰，橹、帆等先进船舶技术也出现了。汉朝造弩最盛，弩机望山上标有刻度，用以瞄准。东汉制造弹射力更强的床弩。三国时，诸葛亮改进连弩，“一弩十矢俱发”，提高了发射速度。利用杠杆原理的（即抛石机），从春秋到唐朝始终为攻防战的远射利器。官渡之战时，曹操令造车，号“霹雳车”，提高了的机动性。唐李光弼制成用 200人挽索发射的重型。南北朝时，石油开始用于火攻。

火器出现后的兵器制造　据文献记载，10世纪时，火药已用于火攻。宋朝以后，火器迅速发展，先后出现了燃烧、爆炸、射击火器，表明了火药制造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早期的火药成分较杂，硝的比重也不大。成书于宋庆历四年（1044）的官修《武经总要》记载的 3个火药配方，成分多达十几种，硝与硫的比例在3:1到2:1之间，主要起燃烧及发烟、施毒等作用。到了元朝，火药只保留了3种基本成分，如在陕西省西安市出土的元朝铜手铳中残存的一些黑火药，经化验只含有硝石、硫黄和木炭。明初焦玉著《火龙神器阵法》，记载了十几种3成分火药的配方，可根据引燃、发射、爆炸、喷火等不同用途配制出各种火药，其中有的成分很接近于近代黑火药的标准配比（硝75%、硫10%、炭15%）。明万历年间，赵士桢在《神器谱》中，记述了制火药时，用萝卜、蛋清提纯硝的方法，强调了火药的颗粒要细而均匀，“上粗大者不用，下细者不用，止取如粟米一般者入铳”，认识到火药燃烧速度与火药颗粒大小的密切关系。随着火药性能的改进，火器制造水平不断提高。《神器谱》记载明末制鸟铳，用熟铁打造法，质韧而坚。制铳管时，采用钻孔的先进工艺，技术日益精密。明末焦勖在《火攻挈要》中，第一次记述了以口径为基数确定火炮各部位的比例数据，使火炮制造有了科学依据，直至清朝仍是制造火炮的主要依据。

宋和明是火器生产的两个高潮时期。北宋时，组织了火药兵器的成批生产，京师开封（今河南开封）设有广备攻城作，拥有工匠5000人，由10作组成，火药作为首。南宋时，在一些军事重镇都设有火器制造工场，生产能力很高。如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在两年三个月内“创造、添修火攻器具共六万三千七百五十四件”（参阅《景定建康志》）。到南宋晚期，火器在兵器中的比重增大，抗击金军、元军已离不开火器。元末明初时，火铳有很大的发展，从铜铸到铁铸，从小型到大型，从零星生产到大批生产。明初40年内，仅生产“天字”、“胜字”、“功字”、“英字”火铳即达13万多件。明嘉靖以后，火器品种猛增，茅元仪辑《武备志》（1621年初刊）就收录有15大类、近200种火器。

在近代枪炮出现之前，火器的战术性能还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始终未能完全取代冷兵器。宋朝以后，冷兵器仍在不断改进和发展。宋初，设有院，兵匠达1042人，“岁造、箭镞等凡千六百五十余万”（《玉海》卷一五一）。后又设南北造箭库、造箭院等，工匠达1071人，“戎具精劲，近古未有”。宋初使用的“三弓八牛床子弩”，以70人张发，一次射箭数十支，远达300步（约合465米）。宋神宗时，李宏进献的“神臂弓”，1人发射，远及240步（约合372米），“施于军事，实有奇功”。后韩世忠又加以改进，制成“克敌弓”，“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约合558米）”，可以贯穿重甲。宋朝的冶金技术又有发展，经反复锻打而成的“蟠钢剑”，杂质极少，组织致密，因而刚柔相济，不仅削铁如泥，且可屈之如钩，纵之复直,有良好的弹性。边疆少数民族用冷锻法制成的“瘊子甲”，甲片表面光滑如镜，硬度很高，“去之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入”（宋沈括撰《梦溪笔谈》）。宋朝使用很广泛，开禧三年（1207），金军攻击襄阳（今属湖北省），曾使用千余座抛射火器。元至元十年（1273），元军攻襄阳，用回族人亦思马因制，称“回回”，利用重力下坠抛掷石弹，重达150斤。宋元时，造船技术发展迅速。宋朝每年造船3000多艘，元朝每年造战船5000多艘。明初，郑和下西洋，最大的船长达137米，舵杆长11.07米，张12帆，可运载上千人，是世界公认的当时优良的海船。在火器发展过程中，具有机动力、打击力和防护力的战车也随之发展，这种战车四周围有屏障，车中放置轻重火器，用畜力或人力挽曳，在明代的野战中显示了很大的优越性。

中国古代兵器制造业的管理体制　早在春秋时期，国君已开始设官统一管理兵器制造部门。《考工记》记载，周王设“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战国时期，兵器主要由各国府库附属的作坊制造，设造者、主造者、监造者三级管理，兵器上常要题铭，以考核兵器的质量。秦由管理宫廷事务的少府掌管兵器制作。汉少府中有职官“考工令”，主作兵器。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实行盐铁官营，在全国设铁官49处，冶铸兵器及农具。为了加强兵器的管理，汉制诸侯王不得私作兵器，民间若私铸铁器，要处“左趾”（用铁钳束住左趾）的刑罚。北周建德四年（575）置军器监，首创在中央一级设置独立的兵器制造业的管理机构。隋仍置少府监，领尚方，掌兵器制造，下辖甲铠署、署。唐却承继了北周的建制，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设军器监，领甲坊署、弩坊署。据唐官修的《唐六典》记载，国家有制造兵器的统一标准。北宋初，只由三司使中的盐铁使典领胄案，主兵器制造。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王安石变法，仿唐制设军器监，总内外军器之政，兵器制造大为改观。南宋以后，开始由工部参与制造兵器。元朝注重造兵，中央依次由军器局、军器监、武备监、武备寺、武备院等主管造兵，机构品级越提越高。各路设军器人匠提举司、军器局，辖各州县的甲局、弓局、箭局、弦局、杂造局等，造兵机构遍于全国。军队并带有工匠，随军制造各种应急兵器。明朝的兵器制造分由工部和内府监局主管，下辖军器局、兵仗局、火药局等，其中的盔甲厂、王恭厂有工匠9200余名。清朝仍由工部和内务府分管造兵，设有武备院、八旗炮厂、八旗火药厂等。嘉庆以后，火器制造处于停滞状态。

鸮尊的鸮尊概况

中国古代兵器制造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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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的兵器制造，中国的青铜兵器大约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在甘肃省东乡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距今约5000年的青铜小刀，是冶炼工艺尚处于将铜、锡、铅矿石混合炼铸青铜的初级阶段的制品。这种工艺不易掌握青铜的成分配比。从商到西周，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发展到鼎盛时期，现已发现的青铜冶铸作坊遗址有河南省的郑州、安阳、洛阳,湖北省的盘龙城,江西省的清江、吴城等处，分布地域较广。历年出土的商朝青铜兵器数以万计，主要有斧、钺、戈、矛、刀、镞、胄等。如在河南省安阳市侯家庄的1004号商代墓中，出土铜戈72件，铜矛731件，铜胄141件。这时的冶炼工艺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它是先将矿石分别炼出铜、锡、铅或铅锡合金后，再按一定比例混合熔炼，易于掌握青铜的成分配比，铸造出的兵器形制复杂，纹饰精美，质地优良。湖北省江陵县出土的越王勾践青铜剑（见彩图[春秋时期越王勾践青铜剑(湖北江陵望山出土)]）和山西省原平县出土的吴王光青铜剑，都进行过表面处理，虽在地下埋藏了近2500年，至今依然花纹清晰，光洁如新。湖南省长沙市、广西省恭城县等地出土的春秋青铜剑，还采用了高锡青铜与低锡青铜的复合材料，刃部含锡量高，坚硬；脊部含锡量低，柔韧,使得青铜剑刚柔相济。到战国初期,青铜冶铸的规模和分布地区继续扩大。湖北省随县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群总重量达10吨，其中有三戈戟、戈殳、镞、矛等多种精美的铜兵器，数量达4500余件。反映了春秋战国时青铜铸造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

铁器时代的兵器制造中国的人工冶铁技术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已发明。战国之后，冶铁技术不断进步，促进了铁兵器的发展。这些新技术集中表现为两方面：①提高铁兵器的硬度和韧性。湖南省长沙市出土的一把春秋末期钢剑，已采用把块炼铁长时间渗碳、反复锻打成块炼渗碳钢的技术，比铁剑锐利而坚韧。河北省易县燕下都出土的战国晚期的剑和戟，具有坚硬的高碳钢刃部和坚韧的剑身，经鉴定是先用低碳钢锻打，再经表面渗碳和淬火处理而成的。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出土的汉武帝时的铁甲，甲片是用块炼铁经过渗碳、反复锻打、退火、表面渗碳等工序制成，提高了甲片的硬度。北京市丰台区大葆台西汉燕王墓出土的环首刀，采用了铸铁固体脱碳成钢法，夹杂物质很少。汉朝流行一种“百炼钢”技术，制出含碳量高、杂质少、组织均匀、耐腐蚀性好的优质钢。山东省苍山县出土的汉朝“卅”钢环首刀,江苏省徐州出土的汉朝“五十”钢剑,日本奈良出土的东汉灵帝“百”钢刀，都使用了“百炼钢”技术。三国时期,钢铁热处理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太平御览·兵部》引《蒲元传》记载，蜀国蒲元造刀必用爽烈的蜀江之水, 而不能用性软的汉水, 反映了中国人民很早就掌握了质量不同的水会影响淬火效果的科学道理《北齐书·方伎传》记载,綦母怀文造宿铁刀“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使用了多种淬火冷却介质，所造钢刀锋利异常，斩甲过三十札。②提高铁兵器的生产能力。初期的块炼钢费工费时，产量很少，故在秦朝以前，仍然是铜铁兵器并用。汉朝以后，先后采用了生铁冶铸、铸铁脱碳钢、灌钢、炒钢等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好的先进工艺，使铁兵器逐步增多。如在河北省满城县西汉刘胜墓中出土了用钢制造的消耗量很大的箭镞。东汉以后，青铜兵器终由钢铁兵器取代。

在铁兵器发展的同时，其他种类的兵器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出土于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青铜剑和箭镞,有的表面有铬盐氧化层,起了良好的防蚀作用。满城汉墓出土用灰口铁铸成的战车上的铁轴瓦，具有较高的耐磨性和较小的摩擦阻力，改善了战车的性能。汉朝造船技术已趋成熟，所造楼船高大雄伟，舱室多达4层,是当时水军的主要战舰，橹、帆等先进船舶技术也出现了。汉朝造弩最盛，弩机望山上标有刻度，用以瞄准。东汉制造弹射力更强的床弩。三国时，诸葛亮改进连弩，“一弩十矢俱发”，提高了发射速度。利用杠杆原理的（即抛石机），从春秋到唐朝始终为攻防战的远射利器。官渡之战时，曹操令造车，号“霹雳车”，提高了的机动性。唐李光弼制成用 200人挽索发射的重型。南北朝时，石油开始用于火攻。

火器出现后的兵器制造据文献记载,10世纪时,火药已用于火攻。宋朝以后，火器迅速发展，先后出现了燃烧、爆炸、射击火器，表明了火药制造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早期的火药成分较杂，硝的比重也不大。成书于宋庆历四年(1044)的官修《武经总要》记载的 3个火药配方，成分多达十几种，硝与硫的比例在3:1到2:1之间，主要起燃烧及发烟、施毒等作用。到了元朝，火药只保留了3种基本成分,如在陕西省西安市出土的元朝铜手铳中残存的一些黑火药，经化验只含有硝石、硫黄和木炭。明初焦玉著《火龙神器阵法》，记载了十几种3成分火药的配方,可根据引燃、发射、爆炸、喷火等不同用途配制出各种火药，其中有的成分很接近于近代黑火药的标准配比（硝75％、硫10％、炭15％）。明万历年间，赵士桢在《神器谱》中，记述了制火药时，用萝卜、蛋清提纯硝的方法，强调了火药的颗粒要细而均匀，“上粗大者不用,下细者不用,止取如粟米一般者入铳”，认识到火药燃烧速度与火药颗粒大小的密切关系。随着火药性能的改进，火器制造水平不断提高。《神器谱》记载明末制鸟铳，用熟铁打造法，质韧而坚。制铳管时，采用钻孔的先进工艺，技术日益精密。明末焦勖在《火攻挈要》中，第一次记述了以口径为基数确定火炮各部位的比例数据，使火炮制造有了科学依据，直至清朝仍是制造火炮的主要依据。

宋和明是火器生产的两个高潮时期。北宋时，组织了火药兵器的成批生产，京师开封（今河南开封）设有广备攻城作，拥有工匠5000人，由10作组成，火药作为首。南宋时，在一些军事重镇都设有火器制造工场，生产能力很高。如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在两年三个月内“创造、添修火攻器具共六万三千七百五十四件”（参阅《景定建康志》）。到南宋晚期，火器在兵器中的比重增大,抗击金军、元军已离不开火器。元末明初时,火铳有很大的发展，从铜铸到铁铸,从小型到大型,从零星生产到大批生产。明初40年内，仅生产“天字”、“胜字”、“功字”、“英字”火铳即达13万多件。明嘉靖以后，火器品种猛增，茅元仪辑《武备志》（1621年初刊）就收录有15大类、近200种火器。

在近代枪炮出现之前，火器的战术性能还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始终未能完全取代冷兵器。宋朝以后,冷兵器仍在不断改进和发展。宋初,设有院,兵匠达1042人，“岁造、箭镞等凡千六百五十余万”（《玉海》卷一五一）。后又设南北造箭库、造箭院等，工匠达1071人，“戎具精劲，近古未有”。宋初使用的“三弓八牛床子弩”，以70人张发，一次射箭数十支,远达300步(约合465米)。宋神宗时,李宏进献的“神臂弓”,1人发射，远及240步（约合372米），“施于军事，实有奇功”。后韩世忠又加以改进，制成“克敌弓”，“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约合558米）”,可以贯穿重甲。宋朝的冶金技术又有发展，经反复锻打而成的“蟠钢剑”，杂质极少，组织致密，因而刚柔相济，不仅削铁如泥，且可屈之如钩,纵之复直,有良好的弹性。边疆少数民族用冷锻法制成的“瘊子甲”，甲片表面光滑如镜，硬度很高，“去之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入”（宋沈括撰《梦溪笔谈》）。宋朝使用很广泛，开禧三年(1207)，金军攻击襄阳（今属湖北省），曾使用千余座抛射火器。元至元十年(1273)，元军攻襄阳，用回族人亦思马因制，称“回回”，利用重力下坠抛掷石弹，重达150斤。宋元时,造船技术发展迅速。宋朝每年造船3000多艘，元朝每年造战船5000多艘。明初，郑和下西洋，最大的船长达137米，舵杆长11.07米，张12帆，可运载上千人，是世界公认的当时优良的海船。在火器发展过程中，具有机动力、打击力和防护力的战车也随之发展，这种战车四周围有屏障,车中放置轻重火器,用畜力或人力挽曳，在明代的野战中显示了很大的优越性。

中国古代兵器制造业的管理体制早在春秋时期，国君已开始设官统一管理兵器制造部门。《考工记》记载，周王设“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战国时期，兵器主要由各国府库附属的作坊制造，设造者、主造者、监造者三级管理,兵器上常要题铭,以考核兵器的质量。秦由管理宫廷事务的少府掌管兵器制作。汉少府中有职官“考工令”,主作兵器。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实行盐铁官营，在全国设铁官49处，冶铸兵器及农具。为了加强兵器的管理，汉制诸侯王不得私作兵器，民间若私铸铁器，要处“左趾”(用铁钳束住左趾)的刑罚。北周建德四年(575)置军器监,首创在中央一级设置独立的兵器制造业的管理机构。隋仍置少府监,领尚方,掌兵器制造,下辖甲铠署、署。唐却承继了北周的建制,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设军器监,领甲坊署、弩坊署。据唐官修的《唐六典》记载，国家有制造兵器的统一标准。北宋初，只由三司使中的盐铁使典领胄案，主兵器制造。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王安石变法，仿唐制设军器监，总内外军器之政，兵器制造大为改观。南宋以后，开始由工部参与制造兵器。元朝注重造兵，中央依次由军器局、军器监、武备监、武备寺、武备院等主管造兵，机构品级越提越高。各路设军器人匠提举司、军器局，辖各州县的甲局、弓局、箭局、弦局、杂造局等，造兵机构遍于全国。军队并带有工匠，随军制造各种应急兵器。明朝的兵器制造分由工部和内府监局主管，下辖军器局、兵仗局、火药局等，其中的盔甲厂、王恭厂有工匠9200余名。清朝仍由工部和内务府分管造兵，设有武备院、八旗炮厂、八旗火药厂等。嘉庆以后，火器制造处于停滞状态。/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中国古代的兵器制造曾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象铜铁冶炼的一些工艺技术要早于其他国家几百年，火药、火器的发明和西传更是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这些杰出的成就凝聚着中国人民的智慧。但是到了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停滞不前，中国古代兵器制造业也发展迟缓，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已大大落后于西方。

中国古代兵器萌芽于原始社会晚期，当时只是以石块、竹木、骨角为原料，经砍削、打磨、烘烤，制成弓、箭、刀、矛、棍等。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为了适应对外进行战争和对内维护统治的需要，兵器制造一直是统治阶级高度重视的官营手工业部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战争的发展,兵器制造技术不断提高,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管理体制逐步完备。它大体经历了青铜兵器、钢铁兵器和火器3个发展阶段。青铜时代的兵器制造中国的青铜兵器大约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在甘肃省东乡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距今约5000年的青铜小刀，是冶炼工艺尚处于将铜、锡、铅矿石混合炼铸青铜的初级阶段的制品。这种工艺不易掌握青铜的成分配比。从商到西周，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发展到鼎盛时期，现已发现的青铜冶铸作坊遗址有河南省的郑州、安阳、洛阳,湖北省的盘龙城,江西省的清江、吴城等处，分布地域较广。历年出土的商朝青铜兵器数以万计，主要有斧、钺、戈、矛、刀、镞、胄等。如在河南省安阳市侯家庄的1004号商代墓中，出土铜戈72件，铜矛731件，铜胄141件。这时的冶炼工艺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它是先将矿石分别炼出铜、锡、铅或铅锡合金后，再按一定比例混合熔炼，易于掌握青铜的成分配比，铸造出的兵器形制复杂，纹饰精美，质地优良。湖北省江陵县出土的越王勾践青铜剑（见彩图[春秋时期越王勾践青铜剑(湖北江陵望山出土)]）和山西省原平县出土的吴王光青铜剑，都进行过表面处理，虽在地下埋藏了近2500年，至今依然花纹清晰，光洁如新。湖南省长沙市、广西省恭城县等地出土的春秋青铜剑，还采用了高锡青铜与低锡青铜的复合材料，刃部含锡量高，坚硬；脊部含锡量低，柔韧,使得青铜剑刚柔相济。到战国初期,青铜冶铸的规模和分布地区继续扩大。湖北省随县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群总重量达10吨，其中有三戈戟、戈殳、镞、矛等多种精美的铜兵器，数量达4500余件。反映了春秋战国时青铜铸造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在铜兵器发展的同时，战车、战船、弓箭、皮甲、橹盾、云梯等采用了许多先进技术，也都得到了发展。成书于春秋末期的《考工记》，集中反映了当时手工业技术的水平，比较完整地记述了制造兵器的工艺和规范，如对材料选择、加工工艺、检验手段等都有科学的叙述。尤其是书中关于青铜合金成分配比的“六齐”规律，反映了人们已认识到铸造兵器时，含锡量过低，兵器韧而不坚，杀伤力不大；含锡量过高，兵器硬而发脆，容易折断。从而可自觉地掌握铜、锡、铅的配比，制造出优良的兵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合金性能与合金成分配比关系的科学总结。铁器时代的兵器制造中国的人工冶铁技术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已发明。战国之后，冶铁技术不断进步，促进了铁兵器的发展。这些新技术集中表现为两方面：①提高铁兵器的硬度和韧性。湖南省长沙市出土的一把春秋末期钢剑，已采用把块炼铁长时间渗碳、反复锻打成块炼渗碳钢的技术，比铁剑锐利而坚韧。河北省易县燕下都出土的战国晚期的剑和戟，具有坚硬的高碳钢刃部和坚韧的剑身，经鉴定是先用低碳钢锻打，再经表面渗碳和淬火处理而成的。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出土的汉武帝时的铁甲，甲片是用块炼铁经过渗碳、反复锻打、退火、表面渗碳等工序制成，提高了甲片的硬度。北京市丰台区大葆台西汉燕王墓出土的环首刀，采用了铸铁固体脱碳成钢法，夹杂物质很少。汉朝流行一种“百炼钢”技术，制出含碳量高、杂质少、组织均匀、耐腐蚀性好的优质钢。山东省苍山县出土的汉朝“卅”钢环首刀,江苏省徐州出土的汉朝“五十”钢剑,日本奈良出土的东汉灵帝“百”钢刀，都使用了“百炼钢”技术。三国时期,钢铁热处理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太平御览·兵部》引《蒲元传》记载，蜀国蒲元造刀必用爽烈的蜀江之水, 而不能用性软的汉水, 反映了中国人民很早就掌握了质量不同的水会影响淬火效果的科学道理《北齐书·方伎传》记载,綦母怀文造宿铁刀“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使用了多种淬火冷却介质，所造钢刀锋利异常，斩甲过三十札。②提高铁兵器的生产能力。初期的块炼钢费工费时，产量很少，故在秦朝以前，仍然是铜铁兵器并用。汉朝以后，先后采用了生铁冶铸、铸铁脱碳钢、灌钢、炒钢等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好的先进工艺，使铁兵器逐步增多。如在河北省满城县西汉刘胜墓中出土了用钢制造的消耗量很大的箭镞。东汉以后，青铜兵器终由钢铁兵器取代。在铁兵器发展的同时，其他种类的兵器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出土于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青铜剑和箭镞,有的表面有铬盐氧化层,起了良好的防蚀作用。满城汉墓出土用灰口铁铸成的战车上的铁轴瓦，具有较高的耐磨性和较小的摩擦阻力，改善了战车的性能。汉朝造船技术已趋成熟，所造楼船高大雄伟，舱室多达4层,是当时水军的主要战舰，橹、帆等先进船舶技术也出现了。汉朝造弩最盛，弩机望山上标有刻度，用以瞄准。东汉制造弹射力更强的床弩。三国时，诸葛亮改进连弩，“一弩十矢俱发”，提高了发射速度。利用杠杆原理的（即抛石机），从春秋到唐朝始终为攻防战的远射利器。官渡之战时，曹操令造车，号“霹雳车”，提高了的机动性。唐李光弼制成用 200人挽索发射的重型。南北朝时，石油开始用于火攻。火器出现后的兵器制造据文献记载,10世纪时,火药已用于火攻。宋朝以后，火器迅速发展，先后出现了燃烧、爆炸、射击火器，表明了火药制造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早期的火药成分较杂，硝的比重也不大。成书于宋庆历四年(1044)的官修《武经总要》记载的 3个火药配方，成分多达十几种，硝与硫的比例在3:1到2:1之间，主要起燃烧及发烟、施毒等作用。到了元朝，火药只保留了3种基本成分,如在陕西省西安市出土的元朝铜手铳中残存的一些黑火药，经化验只含有硝石、硫黄和木炭。明初焦玉著《火龙神器阵法》，记载了十几种3成分火药的配方,可根据引燃、发射、爆炸、喷火等不同用途配制出各种火药，其中有的成分很接近于近代黑火药的标准配比（硝75％、硫10％、炭15％）。明万历年间，赵士桢在《神器谱》中，记述了制火药时，用萝卜、蛋清提纯硝的方法，强调了火药的颗粒要细而均匀，“上粗大者不用,下细者不用,止取如粟米一般者入铳”，认识到火药燃烧速度与火药颗粒大小的密切关系。随着火药性能的改进，火器制造水平不断提高。《神器谱》记载明末制鸟铳，用熟铁打造法，质韧而坚。制铳管时，采用钻孔的先进工艺，技术日益精密。明末焦勖在《火攻挈要》中，第一次记述了以口径为基数确定火炮各部位的比例数据，使火炮制造有了科学依据，直至清朝仍是制造火炮的主要依据。宋和明是火器生产的两个高潮时期。北宋时，组织了火药兵器的成批生产，京师开封（今河南开封）设有广备攻城作，拥有工匠5000人，由10作组成，火药作为首。南宋时，在一些军事重镇都设有火器制造工场，生产能力很高。如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在两年三个月内“创造、添修火攻器具共六万三千七百五十四件”（参阅《景定建康志》）。到南宋晚期，火器在兵器中的比重增大,抗击金军、元军已离不开火器。元末明初时,火铳有很大的发展，从铜铸到铁铸,从小型到大型,从零星生产到大批生产。明初40年内，仅生产“天字”、“胜字”、“功字”、“英字”火铳即达13万多件。明嘉靖以后，火器品种猛增，茅元仪辑《武备志》（1621年初刊）就收录有15大类、近200种火器。在近代枪炮出现之前，火器的战术性能还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始终未能完全取代冷兵器。宋朝以后,冷兵器仍在不断改进和发展。宋初,设有院,兵匠达1042人，“岁造、箭镞等凡千六百五十余万”（《玉海》卷一五一）。后又设南北造箭库、造箭院等，工匠达1071人，“戎具精劲，近古未有”。宋初使用的“三弓八牛床子弩”，以70人张发，一次射箭数十支,远达300步(约合465米)。宋神宗时,李宏进献的“神臂弓”,1人发射，远及240步（约合372米），“施于军事，实有奇功”。后韩世忠又加以改进，制成“克敌弓”，“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约合558米）”,可以贯穿重甲。宋朝的冶金技术又有发展，经反复锻打而成的“蟠钢剑”，杂质极少，组织致密，因而刚柔相济，不仅削铁如泥，且可屈之如钩,纵之复直,有良好的弹性。边疆少数民族用冷锻法制成的“瘊子甲”，甲片表面光滑如镜，硬度很高，“去之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入”（宋沈括撰《梦溪笔谈》）。宋朝使用很广泛，开禧三年(1207)，金军攻击襄阳（今属湖北省），曾使用千余座抛射火器。元至元十年(1273)，元军攻襄阳，用回族人亦思马因制，称“回回”，利用重力下坠抛掷石弹，重达150斤。宋元时,造船技术发展迅速。宋朝每年造船3000多艘，元朝每年造战船5000多艘。明初，郑和下西洋，最大的船长达137米，舵杆长11.07米，张12帆，可运载上千人，是世界公认的当时优良的海船。在火器发展过程中，具有机动力、打击力和防护力的战车也随之发展，这种战车四周围有屏障,车中放置轻重火器,用畜力或人力挽曳，在明代的野战中显示了很大的优越性。中国古代兵器制造业的管理体制早在春秋时期，国君已开始设官统一管理兵器制造部门。《考工记》记载，周王设“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战国时期，兵器主要由各国府库附属的作坊制造，设造者、主造者、监造者三级管理,兵器上常要题铭,以考核兵器的质量。秦由管理宫廷事务的少府掌管兵器制作。汉少府中有职官“考工令”,主作兵器。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实行盐铁官营，在全国设铁官49处，冶铸兵器及农具。为了加强兵器的管理，汉制诸侯王不得私作兵器，民间若私铸铁器，要处“左趾”(用铁钳束住左趾)的刑罚。北周建德四年(575)置军器监,首创在中央一级设置独立的兵器制造业的管理机构。隋仍置少府监,领尚方,掌兵器制造,下辖甲铠署、署。唐却承继了北周的建制,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设军器监,领甲坊署、弩坊署。据唐官修的《唐六典》记载，国家有制造兵器的统一标准。北宋初，只由三司使中的盐铁使典领胄案，主兵器制造。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王安石变法，仿唐制设军器监，总内外军器之政，兵器制造大为改观。南宋以后，开始由工部参与制造兵器。元朝注重造兵，中央依次由军器局、军器监、武备监、武备寺、武备院等主管造兵，机构品级越提越高。各路设军器人匠提举司、军器局，辖各州县的甲局、弓局、箭局、弦局、杂造局等，造兵机构遍于全国。军队并带有工匠，随军制造各种应急兵器。明朝的兵器制造分由工部和内府监局主管，下辖军器局、兵仗局、火药局等，其中的盔甲厂、王恭厂有工匠9200余名。清朝仍由工部和内务府分管造兵，设有武备院、八旗炮厂、八旗火药厂等。嘉庆以后，火器制造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古代的兵器制造曾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象铜铁冶炼的一些工艺技术要早于其他国家几百年，火药、火器的发明和西传更是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这些杰出的成就凝聚着中国人民的智慧。但是到了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停滞不前，中国古代兵器制造业也发展迟缓，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已大大落后于西方。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采用铜来制钱

洛阳钟鼎青铜器基本信息

名称：鸮尊

年代：商代晚期（公元前14—11世纪)

出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

规格：通高45.9cm, 口长16.4cm

复制件规格：高47.3cm/高24.5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南博物院

简介：中国西周晚期的铜尊最早见于商代，主要形制有圆尊、方尊、鸟兽尊等，鸟兽尊种类繁多有羊尊、牛尊、鸮尊、象尊等。妇好墓同出两件，整体做站立鸮形，头微昂，面朝天，小耳高冠，圆眼宽喙，双翅并拢，双足与尾构成3个支撑点，使鴞形尊体稳稳地站住。头后为器口，盖面铸站立状的鸟，此尊整体以雷纹衬地，通体遍布十几种形状各异的动物形象。口内有铭文，为“妇好”二字。此鴞尊，造型雄奇，花纹绚丽，既是实用器，又是极好的艺术品，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

洛阳钟鼎古代艺术研究所简介

洛阳钟鼎古代艺术研究所是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授权的文物复仿制定点生产单位，目前是除国家博物馆外，国内唯一有国家级授权资格的青铜器复仿制单位。研究所从1992年成立以来，已先后为国家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国家文物交流中心、河南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贵州省文物局、四川省博物馆、湖南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等等，许多文物单位复制了多种国宝级文物复制品，具有较高的文物复仿制技术力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件优质青铜器的出产，靠的是优良的制作工艺失蜡铸造法造型尺寸测量成品纹饰勾画、手工雕刻比例缩放制模翻形制蜡型蜡型焊接组装浇口及浇道设计包壳结壳硬化脱蜡浇铸焙烧熔铜浇铸破壳碎壳打磨焊接表面处理锈色处理环保处理绣色处理

通过化学腐蚀自然产生的颜色有点绿，那是青铜器刚生成的青铜绿。因为是新做的，时间不久所以颜色鲜亮一些，一般养护一段时间后后，颜色就会自然变得更旧一些。还有黑色和枣红色，主要还是受青铜器出土环境影响。

青铜绿——在化学上主要是碱式碳酸铜和硫酸铜的混合物，是空气中存在的碳和硫两种元素长期与铜氧化反应形成的。这种绿色一般不直接食用是没有害的，所以青铜器不能直接盛放酒或食物。

有些青铜器是黑色的，还有些带红色，真品青铜器的黑色是氧化形成的，一般是传世品，埋藏时间很长，在自然界中形成铜的氧化。红色的我们称为”枣皮红”，是水锈的一种，是青铜器长期在水中浸泡形成的。如果想要高仿锈的，那成本就会高一些，因为锈色的生成是需要时间处理的，短则半个月，长则需要3、4个月，要求越高，锈色处理就越长，当然效果也会越好。

其它地方复仿制的青铜器颜色是黑色底、蓝色锈的，和钟鼎青铜器产品颜色不一样，这主要是原材质、工艺不一样。钟鼎青铜器的产品是青铜材质，化学自然腐蚀的锈色，出厂前还要做环保灭菌处理，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养护，青铜颜色会变的很温润。而其他厂家的产品，大量的是用杂铜或锌合金材料，因为不能自然腐蚀出青铜锈色，只能做成黑色，纹饰中上蓝色颜料，这种出来的锈，用手一擦就会掉色，长期摆放对人体还会有害。钟鼎青铜器的产品是青铜材质的。青铜不是纯铜，它是铜铅锡的合金，古代叫“吉金”。纯铜现在称为“紫铜”，也就是电线里用的铜，很柔软，但硬度不够。青铜里铜的比例有70%左右。青铜材料价格之所以高，也是因为铜的含量较高，而且含的锡价格比铜更贵。

仿制青铜器的环保

钟鼎青铜器的产品，经过室内陈设品环保检测，有害放射线只有国际标准允许值的1/160，国际标准为32微伦/小时，而钟鼎青铜器产品平均只有0.2微伦/小时。这主要得益于制作工艺，在制作过程中不使用强酸处理，减少了酸铅的形成，从而减少了有害放射线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同时，在产品出厂前，还要针对青铜器锈色产生时伴生的有害病菌进行灭菌消毒，主要是白色粉末状的氯化亚铜，它的产生会使青铜器在短短的1年内就能腐蚀透，是青铜器上致命的病毒。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采用铜来制钱

(2009-11-20 11: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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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古代钱币

在我们欣赏钱币的时候,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钱币的色泽、其次是形状和钱面上的文字、纹饰或图案，及至拿到手中，又掂量出钱币的大小、轻重和光滑、粗糙与否的手感，这些直观的感受直接形成了我们对钱币的审美判断。清朝古钱学家翁树培说他研究钱币的时候，“辩之于其字、于其形、于其色、于其质、于其声；兼此五者，而精审焉”。可见钱币自身的材质、造型、书法、纹饰以及附着于钱币载体之上的文化，无不带给人们审美的视觉效果和愉悦的心理感受。

铜制钱币因其天然本色的材质,在中国钱币的审美意蕴里并不是为着装饰和艺术的目的而产生，但在历史的进程中，其独特的实体形态与历史上的社会思想和审美观念相融合，在承担实用功能之外逐渐成为了历史文化的载体.

先秦时期重要的科学技术著作《考工记》开篇就提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一朴素的工艺观强调“天时”、“地气”、“材美”、“工巧”是古代器物设计和工艺生产的理论基础和造物原则。“天时”可以理解为不能违背自然，要根据季节的变化来合理安排造物，也可以理解为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地气”则是指客观的自然条件，比如天然资源和地域传统，表现在钱币铸造上，便是各地金属矿藏的多寡。天时、地气的综合形态最终要通过材质的成型才能表达出来。材料的质感、色泽、肌理等效果本身就具有一种美感，根据功能目的，对材料进行选择，再通过加工工艺对材料进行处理。天时、地气、材美便通过工巧而完美地结合成为一体。我国古代钱币的铸造尽量遵循“天时”、“地气”、“材美”的设计观念，因地制宜，将钱币造型艺术同先进的金属冶炼水平和铸造工艺完美地结合起来，铸造了制作精美至今仍为收藏家称道喜爱的美品。

先秦时期，由于真贝数量不够，不能满足流通需要，曾选用仿制贝代替，有石贝、玉贝、骨贝、铜贝等，最后稳定在铜贝上。铜贝的出现，奠定了铜作为古代主要币材的基础。在商周时期，大量青铜用于制造礼器、兵器、农具等，青铜客观上已经成为普遍认同的社会财富，具有取代天然货贝的可能性。这也是我国青铜冶炼技术和铸造工艺发展迅速的必然结果。人们在寻找和加工石料、玉料用来制作石器、玉器的过程中，逐步具备了识别天然铜和铜矿石的选矿经验，而烧制原始陶器的实践又为青铜的冶炼提供了必要的高温和耐火材料。青铜是一种含有铜、锡、铅等元素的合金材料。它的特点是熔点较低，硬度较高，具有较好的铸造性能和机械性能。经过长期冶炼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青铜合金成分性能和用途之间的关系，能够合理地控制铜、锡、铅的配比，熟练掌握了青铜的配比与应用。先秦工艺典籍《考工记》载有当时严格合理的“六齐”配比：“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这种合金比例表明青铜是一种理想的合金材料，可以用来制作任何人们想要的东西：礼器、盛器、兵器、乐器、农具、工具以及装饰用物等。同时，《汉书·律历志》载：“铜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于士君之行，是以用铜也。” 铜具有不易腐蚀、不易变形的优点，因此用铜来制作度量衡器具，以此来规范人们日常生活的度量衡标准。这表明了古人对铜的喜爱，甚至认为铜的品质有类于君子之德。

我国历代古钱币大多数是以铜合金形式铸造的，因而合金的成份不同，钱币也随之呈现出不同的颜色。青铜的颜色会随着锡含量的增加而发生变化，由赤铜色（红铜）经赤**、橙**，最后变为灰白色。又由于古代冶炼技术“天时”和“地气”的差异，因而各时代的钱币铜质不同，各个朝代、各地区铸造的古钱也各不相同，各有特点。

先秦铸币即指春秋战国时期的铸币。这个时期的铸币，一方面受各诸侯国文化渊源和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别的影响，不同的国家铸行不同的钱币；另一方面，由于青铜铸币本身还处在发展阶段，因此，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或者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所铸钱币也不尽相同。青铜铸币只是雏形铸币，同时还兼有装饰物等功用。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我国最早的布币是空首布，最早的刀币是尖首刀，它们也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担当专门货币职能的青铜铸币。圜钱和蚁鼻钱都是在其后产生的。考古出土证实，空首布和尖首刀都始铸于春秋中期前后。经过现代科学分析：布币系列，空首布的合金成分的特征含量为：铜62-64%、铅26-28%、锡6-7%，这是一种比较科学的青铜钱的合金组成，与北宋铜钱类似。尖足布的合金成分平均值为：铜44-46%、铅48-50%、锡2-4%。铜铅比为1.05，尖足布的含铅量如此之高，又很轻薄，因而出土品大都腐蚀严重，容易破碎。方足布的合金分布范围大致为：60%＜铜＜80%、10%＜铅＜30%、5%＜锡＜20%。刀币系列，包括针首刀、尖首刀和明刀的燕系刀币的合金成分组成的特征含量为：铜40-42%、铅52-54%、锡0-2%，表现为铜含量低，铅含量高，锡含量变化无常。这类铸币，严格说来，应属于铅（基）铜（合金）币了。齐刀是先秦货币中比较特别的一种，它自始至终在文字、器形大小、风格上基本保持不变，品种相对较少，它的合金特征含量为：铜50-60%、铅42-44%、锡2-4%。齐刀的铅含量普遍较高，有点类似于燕刀的成分，但是跟燕刀不同的是，齐刀的铅含量始终没有超过铜。直刀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赵国的货币，它的特征含量为：铜56-58%、铅30-32%、锡2-6%。蚁鼻钱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钱币，蚁鼻钱的合金组成与它出土地区密切相关。出土于湖北的蚁鼻钱，是楚国早中期的货币，此时楚国国力昌盛，境内富产铜锡，所以铸币不仅选料上乘，成色较好，而且铸工讲究，合金的特征含量为：铜66%、铅22-24%、锡6-8%；出土于安徽的蚁鼻钱属于楚国东扩后的铸币，此时楚国经过连年战争，国力空虚，因而铸币质量有所下降，铅含量明显增加，合金的特征含量反映为：铜30-32%、铅56-58%、锡0-2%。圜钱为战国晚期铸币，齐国的賹化钱的合金组成与齐刀的合金组成非常一致，大致为：铜50-60%、铅30-40%，锡3-4%，这说明齐国铸币之规整。秦国的半两和两甾钱的合金组成为：铜74-76%、铅6-8% 和22-24%，锡4-8%。魏国的“垣”字币的含铜量非常高，几乎为纯铜。“明月”为燕国的圜钱，合金组成不同于燕国的明刀，而与半两钱相接近。先秦钱币的铜质主要呈青红色。

秦、汉钱币是在我国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下铸造的，钱币的铸造有一套合金标准，即战国秦半两的标准。但是秦末汉初社会动荡，物质基础薄弱，“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不得不“更令民铸钱”。民间私铸现象严重，因而铸币合金变化较大。秦半两的合金配比为：铜60-80%、铅10-30%、锡8%，《汉书·食货志》的“铜钱质如周钱”的说法还是比较可信的，这里周钱当是指战国秦半两。汉初行“榆荚半两”、“八铢半两”、“五分半两”、“三铢钱”以及“四铢半两”等，钱名与实重不符，币制多变。汉半两初期尽管钱币轻薄如榆荚，但合金成分还是与秦半两基本相同。但在文帝“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以后，合金成分变化很大，铜含量高者达90%以上，低者不足50%；还有用纯铅铸钱的；锡含量的变化也异常突出，高者达18%，低者几乎为零。西汉五铢自元狩五年（前118年）铸行开始，至公元6年王莽居摄改制，共铸行120余年。五铢钱含铜量普遍较高，绝大多数在60%以上，且含锡量相对比较稳定，大都在2-5%，含铅量普遍较低，绝大多数在20%以下，但波动较大。总体而言，西汉五铢钱合金组成整体比较稳定。王莽执政期间，数易币制，但研究表明新莽钱的合金组成非常规整划一，合金组成大都集中在铜80-90%、铅5-10%、锡3-6%的范围，多数钱币相当于铜九成、铅锡一成和铜八成、铅锡两成的组成配比。可见，莽钱不仅外观制作精美，合金组成也极其规整，在我国古代的钱币中堪称“不惜铜、不爱工”的典范。东汉五铢的合金组成与西汉大体类似，特征含量为：铜84-86%，铅6-8%，锡2-4%。且东汉五铢同一品种之间及各个不同的品种之间，虽然重量、品相相差很大，但合金组成大体相当，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别。汉代绝大部分钱币的铜色为青白色中微带淡红。

魏晋南北朝时期钱币铸造非常混乱，钱币虽然减重厉害，但是铸币的成色普遍较高，铜含量大都在70%以上，呈铜含量的适量减少和铅锡的配用量逐渐增高的趋势。隋五铢大都制作精好，锈蚀较轻，有的钱因锡的成份大，铜质泛白，称之为白钱；隋五铢的金属成分中的铜含量稳定在60-70%之间，铅含量在10-20%和20-30%之间，锡含量在6-10%和14-18%之间。

唐初沿用隋五铢，武德四年铸行开元通宝，《新唐书·食货志》曰：“天下炉九十九，…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镴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 唐代铜钱皆为典型的铅锡青铜，合金组成大致为：铜60-80%、铅10-30%、锡5-15%。唐代铜钱的合金组成比较集中，铜含量稳中有降，铅锡含量稳中有升，铅锡含量的增加可以提高铜钱的铸造质量，而且还可以节省铜料。这是我国古代铜钱铸造水平的进步。

北宋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个时期青铜铸币无论在规模、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宋钱堪称我国古代铸币合金之最。北宋钱的铜铅锡含量的分布高度集中，其特征含量为：铜64-66%、铅22-24%、锡8-9%。《宋史·食货志》载：“天禧三年…时铜钱有四监：饶州曰永平，池州曰永丰，江洲曰广宁，建州曰丰国…凡铸钱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得钱千，重五斤。唯建州增铜五两，减铅如其数。”计算相应的铜、铅、锡的比例为：铜64.48%、铅26.64%、锡8.88%，文献记载与实物分析结果非常吻合。可见，宋朝不仅制定出精确而又科学的合金配比，还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北宋钱币在保证基体有适当的含锡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掺用铅，这样既保证了铸币的硬度、强度、耐磨性和耐腐蚀性，又因为铅相对而言廉价且处于低熔点区而最大限度的降低了原料成本和燃料成本。南宋铜钱相对北宋而言，不仅铸造数量大为减少，合金品质也大大降低，铜锡含量明显降低，铅含量显著提高，钱币合金的特征含量为铜56-58%、铅34-36%、锡2-3%。《北宋·食货志》曰：“绍兴以来，岁收铜二十四万斤，铅二十万斤，锡五万斤，仅可铸钱一十万缗。诸道拘到铜器二百万斤，附以铅、锡，可铸六十万缗。然拘者不可以常，唯当据坑冶所产。” 南宋朝廷不得不收敛民间铜器以维持铸钱，国家政治、军事的衰微以及社会经济的败落可见一斑.

辽地贫禧而富产铜，因而辽钱用铜很高，用锡很少，有的钱几乎为纯铜制造。辽钱合金配比不佳，常给人以字口浅、轮廓不清、铸造不精的感觉。金钱的形制仿照宋钱，其铜含量比较稳定，且铅锡用量比较固定。金钱的泰和钱制作精美，书法秀丽，有的因为高锡青铜所造，外观色质泛白，煞是美观。

元朝推行宝钞，铜钱的铸造和使用数量都很少，但是元钱的合金组成非常规整，大致为：铜70-75%、铅15-50%、锡7-8%。明朝从太祖的大中通宝到孝宗的弘治通宝都铸行的是青铜钱，合金成分的特征含量为：铜74-76%、铅16-18%、锡8-9%。明嘉靖以后，开始向黄铜铸钱过渡。黄铜是一种不同于青铜的另一种具有良好铸造性能的铜合金。嘉靖通宝是我国古代最早用黄铜铸造的钱，合金成分范围为：铜60-80%、锌11-21%、锡0-10%、铅1-14%。嘉靖铸币精细，铜钱还有“金背”、“火漆”、“镟边”等精工品。嘉靖以后的隆庆通宝、万历通宝、泰昌通宝、天启通宝以及崇祯通宝都为黄铜铸币，合金成分中锌的含量逐渐上升，但都不稳定，反映我国古代黄铜铸钱的发展过程。到天启年间，直接用金属锌配铜铸币，我国古代黄铜铸钱技术至此已基本成熟。黄铜铸币成为定制。清朝早期铸钱基本沿袭明代的做法。乾隆五年以后，为防止民间毁钱制器，在铸钱的铜铅中加入点锡，铸成青钱，其配方为：“红铜五十斤，配合白铅四十一斤八两，黑铅六斤八两，再加点锡二斤。” 即铜50%、锌41.5%、铅6.5%和锡2%。清朝铸钱有四色（铜、锌、铅、锡）、三色（铜、锌、铅）、二色（铜、锌）配比之说。嘉庆以后，随着原料供应的变化，铸钱的用料配比经常有所调整，但总体上都是围绕着上述合金配比左右，因此这段时期的铸币基本上保持着良好的品质。

红铜钱，指的是那些没有配以合金元素铅、锡或锌直接用铜铸造的钱，以及那些合金元素含量过低近似为纯铜铸造的钱。铜质纯则钱体呈红色。红铜钱最早为战国晚期魏国铸造的“垣”字圜钱。汉代的半两、五铢钱中也有少量的红铜钱或近似为红铜铸造的钱。辽地处北方和东北，地多产铜而寡铅、锡，因而铸钱也只能“多铜而寡铅锡”。新疆同样也是铅、锡比较贫乏的地区，因此清乾隆帝统一新疆以后，“[乾隆]四十年开伊犁鼓铸局…伊犁素不产铜，其各处以粮折纳红铜，每斤约银四钱九分有奇。又采挖黑铅，每斤约银四钱。合计铜铅两项，每铸钱一千约需银三两八钱有奇。但均非动项采买。至[于]白铅，必须由西安远递解伊犁，核计脚价所费颇重。今以体质坚硬之红铜，配以柔软之黑铅，微加点锡，轮郭肉好即可适用。因照内地常行制钱，每文一钱二分重，用红铜八分四厘，黑铅三分四厘八毫，点锡一厘二毫。”

我国在铜钱匮乏不足的时候还铸造过铁钱，公孙述的铁钱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铸铁钱。铁钱一般是作为铜钱不足的代用品，我国铁矿丰富，铁钱自身价值不高，因而始终不能取代铜钱作为主要流通货币。

今所见钱币，无外乎两种：一为传世品，一为发掘品。传世品是指铸造之后，一直流传于世、从未入过土的古钱币。年份越久的传世钱币因为长期抚摸、经常盘玩，时间长了，表面形成一层乌黑发亮的黑色或铜色的膜，宛如古玉表面的“玻璃光”，即为古玩家通常所说的“包浆”，这种乌黑发亮、色泽自然的黑膜则称之为“传世古”，也称“黑漆古”。传世古玩如玉器、印石、瓷器以及家具，都有一种因为岁月流逝而留下宛如剔透莹润的美玉一般的光亮。并且年代越久，人们把玩抚摸的越频繁，这种包浆越明显。传世之包浆美在熟润，抚之细腻，如婴儿肌肤。钱体因为这层厚厚的包浆，呈现出玉石般赏心悦目的光亮，给人圆润、莹泽的感觉，触之动人。

发掘品在地下埋藏了许多年，其表面都长满了铜锈色。铜是一种比较稳定的金属，在常温下不易生锈。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生成氧化铜、碱式碳酸铜等，即在金属表面由铜胎自身发出来的质地坚硬牢固的小粒或块状铜锈。这种氧化物，由于地理、地质、入土时间、土层所含的化学元素等条件的不同，所形成的颗位大小不同、堆积程度亦不尽相同，呈现出黄、橙红、鲜红、深棕等不同的颜色，俗称“枣皮红”、“栗子壳”等。铜锈的形成又有南北方的差别，地质带酸性的地区氧化程度也相应严重些。北方干燥，雨水少，则锈色坚硬。南方多雨水且潮湿，氧化层较松且多呈蓝绿相间二色。例如南宋钱币发行于南方，出土于南方较多，受地理环境的影响，钱币一般呈蓝绿色。如果入土区域燥热，铜锈会呈红紫色，但这种锈色不会单独存在于钱体上，必伴有绿锈混杂在一起，称之为“红斑绿锈”。不同的锈色也有鲜艳的名字，如锈片带蓝色，则称之为“靛青蓝”；锈片带红色，则称之为“朱砂斑”或“鸡血斑”；锈片带绿色，则称之为“松儿绿”或“瓜皮绿”。出土的钱币则多红斑绿锈，色泽鲜亮，别有风味。刚出土的钱币表面附着一种银白色氧化层，亮如水银，紧附钱体，即通常所说的“水银锈”，钱面往往还有红绿锈，煞是美丽。还有一种被称为“老生坑”的包浆，是出土已久，钱体仍残存着部分锈色的古钱币，经过长期不断的赏玩，表面又经氧化而生出包浆，这种包浆则更加入骨，色泽更加幽深，因而意味更加悠远。

无论传世古钱币的色泽可人的包浆，还是新出土的古钱币表面的新鲜锈色，都能让人瞬间感受到美的冲击，携带着远古的气息扑面而来。“而器物的审美感受，就不仅通过人的视觉，而且还通过人的触觉等感官的感受，更多地传达出应有的作用来。” 古人在收藏和赏玩钱币时，便已经意识到钱币的声音，“大抵古钱轮郭皆厚重，叩之有声” 。古钱币由于年代久远，氧化严重，其质地已经发生变化，逐渐失去金属特质，敲击时或落在桌面时，声音沉闷、呆板、喑哑，几乎没有金属之声。而且年代越久，声音越喑哑，因此，先秦时期的刀、布、圜钱都是哑音。而明代以后的钱币，因为距今时间较近，还未受到深层的氧化，声音则清脆、响亮。民间一般凭声音来分辨古钱的质地。陈达农说：“至于铜钱，新铸的钱，其声必有转音；传世的钱，质坚而声尖响；入土的钱质地松软，扣之声沉；破裂之钱，无论传世、入土，其声必喑。” 至于转音的解释，他引刘文叔的说法为：“所谓转环、悠悠两音，系在初发声之后，假使初发声为扬，在扬声后即是转环，转环而后悠悠，悠悠即在声音将尽未尽之间”。因此赏玩把弄古钱币之时，依次叩击，音色的暗沉、清亮的错落变化，悠扬顿挫，则又是另一种感官上的陶醉。